水墨進入當代的兩難境地
與油畫相比，水墨畫在當代文化環境和藝術環境中的發展尤為艱難和複雜，自本世紀初以來，在西學東漸的文化潮流中，水墨畫面臨自它形成後最有力的一次外來挑戰。儘管在應付這種挑戰中出現了高劍父、高奇峰、林風眠、徐悲鴻、潘天壽這類具有實驗風格的畫家，但由於缺乏必要的學術空氣，水墨畫改造的種種嘗試往往被簡化成國粹派與西化派、保守派與前衛派之爭，這就使得許多本來屬於學術領域的課題無法找到對位的答案;另外，從實驗方向上看，大多數畫家都是針對傳統水墨畫的語言媒介去提出問題，雖然這類實驗都有各自技術、語言和觀念意義上的特徵，但由於大多數的問題基點仍然是傳統水墨畫，真正從當下文化和藝術問題中尋找水墨畫的對位性和針對性的實驗並不突出，或者説如何尋找水墨畫直接進入當下文化和藝術問題的切入點上辦法不多;我們不知道這到底是由於水墨畫這類媒體的天然缺陷，還是我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後天不足，這裡大家也許遇到了一個無法抗拒的悖論：要使水墨畫成為能夠直接影響當下文化的世界語言，就必然要以犧牲它的傳統特質為前提和代價，而如果喪失了這類特徵，我們又很難用國畫或水墨畫這類概念去判斷它，我們就不知道這是不是水墨畫實驗中一個無法擺脫的兩難窘境。
進入90年代後水墨畫實驗的兩種類型
進入90年代後，中國美術界正在努力擺脫80年代的那種浮躁狀態，不同地區的藝術家們開始以一種務實和學術化的態度從事各自的工作，表現出了一系列值得引起批評家關注的實驗動向，從針對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角度看，這些實驗大致有兩類取向：其一，繼續針對傳統水墨畫實施改造。事實上，進入90年代後大多數畫家都從簡單的厭惡傳統情結中解脫出來，放棄了80年代常見的傳統派等於保守派、反傳統派等於前衛派這類具有現代色彩的膚淺的兩分法，開始在一個更為廣泛的文化脈絡中重新理解傳統。在這類實驗中有側重對傳統水墨畫的語言意義和表現範圍進行拓展的，如李孝萱、海日汗、王彥萍、張浩;有側重對水墨畫語言要素、造型方式、材料質地，甚至製作過程進行改造的，如羅平安、聶幹因、劉子建、劉一原、楊志麟、石果、鄭強、朱振庚、田黎明、陳向迅等。李孝萱是近兩年才被批評界關注的青年畫家，他的作品以充分的尺寸、強烈的表現主義的語言方式為特徵，人物造型有一種古圖索(Renato Guttuso)式的緊張感，空間結構處理也頗有獨到之處。海日汗屬於“土著型”畫家，作品中鮮明的地域情調和人文寓意已遠遠超越一般民族風情畫的傳統。對傳統造型因素的分析、破壞、重新組合，幾乎是近幾年來改造水墨畫的各種嘗試中的一種主流，羅平安的特殊意義也許在於他努力使分解後的點皴儘量遠離傳統文人畫的語境範圍，但又小心地避免與西方的抽象方式相碰撞，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十分突出的區域藝術的特徵。
80年代水墨畫改造的先鋒人物周韶華在不改變他的大文化語義觀念的前提下，也深化了對水墨各種語言要素的表現效果的實驗。張浩的密集型點皴造型迫使人們放棄對水墨畫藝術進行傳統觀賞的最後一絲可能。劉子建、楊志麟力圖提升、純化傳統水墨畫藝術的抽象表現能力，但前者的粗放雄肆與後者的纖弱敏感又各有其地域色彩。石果將拓印方式引入製作過程，所針對的是傳統作畫方式。聶幹因、劉一原和鄭強則通過破壞水墨畫的某一造型環節(結構、粉色、空間)的傳統動能去尋找一些突破途徑。田黎明的“沒骨”人物，大膽地將一種積極個性化的光影程式引入畫面，似乎預示著“新文人畫”這種消極的實驗方式的一種質變。一般而言，針對傳統水墨畫進行實驗的畫家們從事的工作都具有強烈的現代主義色彩——強調個性化、獨立，甚至神秘性的主體經驗的表達，探討水墨語言多樣性的發展可能，但這類實驗取向主要針對的仍在於風格層面的問題，思維範圍尚未進入諸如藝術與生活、藝術與非藝術、藝術的傳達過程與藝術作品、藝術的獨立性精神展示和大眾趣味之間的關係這類屬於價值範疇的當代問題{1986年我以白荊的筆名在《美術思潮》當年第5期的《波普的啟示》一文中就涉及到這個問題，我與嚴善錞近年來的多篇研究文人畫的文章也提到價值學與形態學的關係，請參見我與嚴善錞的《當代藝術問題》(四川美術出版社1992年版)一書。}。因此，它們的藝術史意義遠遠大於文化意義。
水墨畫實驗的第二種類型直接從當下文化中尋找問題，探討水墨畫切入當代的可能性。從事這類實驗的畫家無論從數量和實驗方式上都遠不及第一類畫家成熟，但他們的藝術中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敏銳性和提出問題的深刻程度卻不能不引起批評界的關注。事實上，他們的問題基點直接建立在我們前面提到的水墨畫的兩難命題上。80年代中期，谷文達、楊詰蒼等人的水墨實驗已將問題推進到這個領域，但他們的出國無形中中斷了這一發問過程。王川從事的工作似乎具有語言上的邏輯性，直接將西方抽象主義語言嫁接到傳統水墨載體之中，希望尋找到兩者間的某種結構性的張力關係，但1990年的“墨·點”裝置展，使這種語言努力發生了一次質變(雖然墨點保持他與水墨畫的最後一絲聯繫)，照他們自己的説法是：“在‘墨·點’的展覽中，筆墨已達到了純粹的墨點情境。這個展覽耗盡數百瓶墨汁，三百五十米長、四米寬的新疆白布，在白布上僅留下極為簡潔的墨·點。現代材料上的轉換跟觀念上的轉換已達到了同一性。‘墨·點’是一種態度的展覽，同時也是由集體工作完成的，這是作為一個筆墨歷史的邏輯結束，也是筆墨符號推進的邏輯歸宿，它的意義在於假定我們時代是一個沒有符號的零，將水墨情結的內容消解。”{王川：《關於我的水墨畫實驗》，載《廣東美術家》1993年總第3期，本期為“90年代實驗水墨畫專輯”，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人可參考。}這種具有解構特徵的藝術實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西方後極限主義的方式，但它的文化針對性顯然是本土性的，它通過將墨點這個造型因素的“客觀化”過程，消解了現代水墨畫所共有的一個神話：水墨應該表達形而上的主體經驗。黑鬼(吳國全)早在1986年就完成了大型水墨裝置作品《黑鬼傳》;在息藝從商數年後，他又重新創作他自稱為“在動態背景中對疲勞的心理和視覺加以治療”(給筆者的信)的作品《撲克牌》，這套作品幾乎是戲謔性地將他的水墨任務置入規整而變幻無常的撲克牌背景之中，從而使水墨畫的語境發生了一場戲劇性質變。
批評家祝斌對這類作品做了這樣的解讀：“遊戲在黑鬼那裏，不僅僅是一種藝術的活動方式，而且也是一種文化策略。狹義的理解是：他想通過遊戲轉換自我，以便重新確立他在藝術中前瞻後顧時曾經丟失的那個支點;廣義的解釋是：他想運用遊戲規則，大眾熟識的娛樂方式，不知不覺地消解歷史情結，出人意料地提出新方案，鑿通他認為幾乎快要短路的美術史。”{祝斌：《在遊戲轉机換——黑鬼和他的畫》，同上。}他的發問具有極強的形而上色彩和觀念意義，但採用的方式卻十分波普化，這種策略頗似博伊斯(Joseph Beuys)。在最近給筆者的一封信中，他提出一個十分別致的看法，認為水墨畫在觀念突進中有很多優於油畫和其他畫種的地方，例如“改造紙就給人留下一個立業得功的機會”。朱新建是五年來被“誤讀”得最厲害的一位藝術家，從80年代的《小腳女人》到90年代的《流行歌曲》，他的作品被認定為“新文人畫”玩弄筆墨趣味的代表;這次“提名展”就明確地稱他的藝術“顯現為文人式拈花弄月、玩世入禪的價值取向，而大異於沉重豪邁的英雄主義藝術”{見《美術批評家年度提名展(水墨部分)》畫冊。}。事實上，朱新建的藝術反映的首先是一種消費性、及時性的文化觀念，一種直接與當代價值取向相關的玩賞態度，他幾乎是用一種揶揄性、譏諷性的方式將傳統文人對待繪畫的“遊藝”態度推到當代生活的舞臺，從而造成一種巨大的具有歷史感的喜劇效果。這種對傳統繪畫價值態度的嘲弄，其意義顯然不是語言層面的，而是觀念層面上的，它與西方“波普藝術”對待傳統的態度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也正是我們將他列入第二類實驗方案畫家的主要依據。很顯然，他所針對和解決的問題遠遠超越“新文人畫”的目標，將他列入“新文人畫”，既誤解也委屈了他。廣東的黃一瀚和周勇在他們的水墨畫實驗中，也明確地使用具有“波普”特徵的語言符號，雖然在圖式選擇上尚稍嫌簡單，但提出問題的方式卻具有鮮明的當代性。王天德綜合材料性作品《圓系列》關注的是創作過程與觀賞過程、古典語匯與現代材料之間的張力關係，思維範圍已走進到前述“兩難命題”的邊緣。批評家陳孝信這樣評價他的作品：“他喜歡先設一個圓，然後在圓內作畫。圓是一個極為古典又有可通約性的符號，它的象徵意義已無須訓詁。王天德的突出之處在於他實際要畫的，卻是對‘圓’的‘破壞’和‘否定’。正是這一點，使他的畫獲得了現代意義。在材料上，他有時會直接以斷草、毛髮入畫，以增強語言張力，但這一做法冒險性太大。主要不在於觀念，而在於草、毛在畫上如何與水墨韻味對應?”{陳孝信：《探索中的九十年代水墨畫》，載《廣東美術家》1993年總第3期。}或許，他要呈現的正好不是兩種“語匯”間的“對應”，而是兩者間的對立、對抗中産生出象徵性效果。
與第一類方案比較，水墨畫實驗的第二類方案明顯地超越形式/內容這類單線性的思維模式，消解了語言表達上各種個人中心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的現代情結，從而將問題基點推進到藝術與生活、藝術與非藝術、經典美術與流行美術等當代價值問題的前沿，使水墨畫的實驗過程真正出現了民主化發展的可能。
水墨畫如何進入當代
回到問題的起點。從文化角度看，傳統水墨畫賴以生存的價值學和知識背景已基本消逝了。潘天壽是本世紀希圖將傳統圖式與現代文化背景相契合的最後一位大家，但他的實踐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個案性的。的確，在當下的文化情境中再去要求産生“三全”、“四絕”型的畫家，無疑是一種背時的幻想。整體意義上的傳統水墨畫(價值系統、造型系統、圖式結構、筆墨系統、趣味取向)將作為一种經典性藝術保存下來，它的地位大致相當於文藝復興藝術和巴洛克藝術之於當代西方藝術，“南畫”、“浮世繪”之於日本現代繪畫。我們既沒有必要像“窮途末路”論者去詛咒它，也沒有必要像“新文人畫”那樣去被動性地繼承它。從歷史來看，傳統水墨畫將在兩個層面上繼續對我們的文化生活産生影響：其一，作為一種傳統趣味，繼續成為部分人甚至大眾的欣賞對象，其作用類似京劇和太極拳，它的意義與當代文化問題和藝術問題無關;其二，作為一種文化載體，為屬於當代藝術範疇的水墨畫提供多層面的解釋對象，其意義有可能具有當代性。顯然，水墨畫如何進入當代的問題將主要不是“寫”或是“做”這類形式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文化價值態度問題。它的答案不可能在各類抽象的藝術命題和目標中産生，只能在畫家個體性、具體的藝術實驗和勞動中産生，它需要畫家的創造機智、技術革命能力、超越傳統的自信、運氣以及藝術批評提供的一點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