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經歷。就其專業而言，即使是同一個專業，每一個人也有各不相同的學習過程。可能現代文明的發展會縮小彼此的差距，但在沒有享受到現代文明孕育的人那裏，他的成長道路也許就有許多獨到的地方。我在學習美術理論之前先學畫，學畫之前先學書。雖然，所謂的“書畫同源”古已有之，但那時候我什麼也不知道。因為我並沒有生於書畫之家，也就沒有值得稱道的家學可言。在那只有二十余萬人口的江洲小島上，縣城僅是方圓不足一公里的小鎮。從小體會到並記憶中的確實是一種民風淳樸的感覺。這裡四面環江，封閉的地域特點造就了獨特的民俗風情和地方文化。這個叫做揚中縣的小島，在50年代只有一個能夠反映一點現代文明的照相館，那是現在已經少見的自然光的攝影室，恐怕要到攝影史的圖片中才能目睹。和農民種地一樣，這種運用天光的照相館也是靠天吃飯。我就出生在這個照相館裏。比下有餘，孩童時期我曾為之自豪。家父讀書不多，大概也就是那麼幾年的私熟，但卻知書達理，深曉讀書的重要，而且特別重視字寫得好壞。那時候每逢有紀念照片上要寫字，家父總是請刻字店的師傅寫，當然刻字店的師傅也就是當地字寫得最好的了。後來，當我上學以後，父親就特別注意我與幾個兄弟的字寫得好壞，他一直希望如果有一個兒子能寫得一手好字，那以後就不需要再求人了。出於這樣的目的，父親首先要我練習美術字，什麼倣宋、老宋、黑体之類，橫平豎直可以用尺子比劃。可能現在很少聽説習字先從美術字起家的，稍懂一點的都知從顏、柳正楷入手，或進一個書法班隨老師學習。記得學習美術字不幾天已興趣索然，辜負了父親的希望。實際上，我那時還很小，既沒有生活的經歷，也根本理解不了父親的用意。等到文革發生，周圍的一切都發生了意想不到變化，失落感使得似乎還沒有到應該考慮前程的年齡，就已經開始思考自己未來的路向。像我這樣的幾乎年長輩們無一沒有政治問題的後代，看來唯一隻能靠手藝吃飯了。家鄉一句俗語，“荒年餓不死手藝人”，也許給予了我始初的啟發。我開始練習毛筆字。因為很多地點很多場合有用，而且非常革命。那個年月幾乎所有的古人法書碑帖，都成了封資修的貨色，民間所藏大都化為灰燼，所以，習字也不容易。市上僅有一二種大概是政歷清白的革命書法家所寫的毛澤東詩詞字帖，不要説現在看，就是當時也能看出水準一般。所以，我一直渴望得到一本古人的字帖。特別是當我已經到了習字入迷的境界時更是如此。有一次，和幾位同有書法愛好的同學無意在學校圖書館塵封的角落裏發現有幾本破四舊中漏網的古人字帖，眼前頓覺一亮。當時雖然沒有言語，卻一直耿耿於懷。聽人們口頭上常説偷書不為偷，況且那年月似乎人們也不需要書，好像也想不到去偷書。可是，為了書法，我要，我的兩位同學也要。於是我們策劃了偷書計劃。如果光憑我，打死我也不敢，因為同行者之中有父親執掌著革委會軍政大權的同學，所以，我一點兒也不害怕。實際上，我的那位同學學習成績每門都不及格，更談不上練習書法。我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了我。因此，我一直都在內心感謝我的這位同學。等到我們一行三人從氣窗上爬進還不到現在中學一件教室大的學校圖書館時，還沒有犯事，已被捉拿歸案。多虧有那堅硬後臺的同學為依託，否則，我將不堪設想，定什麼樣的罪也不為過。但事實上我們就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此事除當事人以外誰也不知道。可是，此後我們再也不敢有如此的作為了。相反，卻增強了我練習書法的決心。後來，從一個朋友那兒借到一本不知誰寫的新魏體毛澤東詩詞，可以説是如獲至寶。新魏體是當時最流行的一種字體。於是，我以極其細緻的功夫用雙鉤法描摹一遍，其摹本和原稿幾乎完全一致，連我的書法老師也大為感嘆。我用此摹本習字幾年，直到後來市面上有了顏真卿的字帖，此時大概已經到了20世紀70年代的中期。
以上是我十幾年前寫的一篇名為《學書憶往》的文章，這就是我在學畫之前的一段經歷。雖然我從小就喜歡寫寫畫畫，曾經臨摹過被單上圖案中的雙貓，挂在自己的房間內，博得了親友的讚譽，自己也很是得意。我一直記得那雙貓的炯炯眼神，也一直記得被單圖案上的天安門形象。那時候中學的語文課主要是寫大字報、小評論的教育，今天批這個，明天又批那個，想想也是挺好玩的。課程中還有農業基礎課，教學教拖拉機的原理以及怎樣開拖拉機，也教豬的生長過程與如何養豬。一次在上“農基課”時，我非但沒有好好聽，而且在書上畫畫，被任課的楊老師看到了，他非常嚴肅地批評了我，並認真地給我講書是如何印製的，從印刷、排字，編書這些書的印製過程，講到紙的生産，直到紙的原料稻草是如何從種子下地開始的過程，聽完之後，真覺得“頁頁皆辛苦”，所以，在書上瞎畫是對不起工人、農民的汗水的。老師很高明，他不批評我沒有聽他的講課，而是批評我在書上畫畫。實際上，我的這位老師也不會養豬，如果論養豬的技術，那他還得拜我的大舅、二舅為師，那可是真正的養豬高手。但是，這位老師曾經幫助我在小學畢業停學一年後得以複學，所以，至今我都感激他。
在當時，同學之中能夠寫寫畫畫也有高人一等的感覺，因為學校的各種報欄都是吸引眼球的重要場所，而我在這個舞臺上常常是主角。這時候我也體會到政策的寬大，舉賢也不避疏，出身好壞或者是家庭有沒有問題被忽略不論。等到高中畢業，雖然有工農兵上大學，可是我連做夢都沒有想過，起碼的自知之明讓我擺正了位置，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提都甭提，該幹嘛幹嘛。實際上，家庭出身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因為爺爺在抗日的時候當過兩面派的鄉長，既替國民黨收過稅，也替共産黨徵過糧，所以，我的父親就被他的徒弟弄成了一個天生的“保長”，“保長”前面還有一個“偽”字，這一個字是最要命的。真的“鄉長”沒有什麼事，子虛烏有的“保長”卻讓我們一家難過了十幾年。
對我來説，當兵是第一志願，我想作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到這樣一個機會，也未能如願。我們家兄弟四個，就我身強體壯，保衛珍寶島一定沒有問題，所以，我是真心想當兵。保衛祖國當然是職責，而更重要的是想混一張寫有“光榮軍屬”的紙貼在門上，這一張紙在當時和劍拔弩張的門神一樣百無禁忌。後來，雖然鑽了一個政策的空子沒有下鄉，但是，沒有工作只好閒著。眼看四週只有能夠寫寫畫畫才能有點前途，因此，從這時候開始正二八經學畫。
説學畫，也不像現在的孩子學畫進什麼班，只是每天泡著文化館裏，混個臉熟，幫忙畫一點宣傳牌子上面的漫畫，批林批孔。後來作為文化館裏的臨時工，帶著宣傳牌子到各個公社去辦巡迴展覽。這一段時間還參加各種應付展覽的創作學習班，漸漸掌握了一些造型的技能。
進了工廠以後，曾經在廠房頂上寫過有幾人高一個字的大幅標語，也為廠裏的先進工作者畫像。一次，在全縣的“工業學大慶”會議上，當我在畫速寫的時候，被臺上的革委會主任看到了，他走下臺來把我的速寫本給沒收了。我就是這樣利用各種機會畫速寫，通過速寫提高造型和表現的技能。想想也是挺慘的，畫了幾年的畫，也沒有畫過石膏像，因為這個江州的小島上根本就沒有石膏像，連那個時代已經出現的魯迅等英雄人物形象的石膏像也沒有，不要説大衛和拉奧孔了。後來，縣裏玉雕廠來了兩位東北來進修的老師，其中一位於文革前畢業于魯迅美術學院，是學雕塑的，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轉學玉雕。這位老師很用功，從市場上買來殺好的雞，在招待所裏研究雞的結構，畫雞的骨骼，有點學院派的味道。我不僅請他指導我的畫，而且還請他為我做了一個等大的頭像，並翻成了石膏像。以後我通過不斷畫這個石膏像而掌握了素描的三大面五大調子，一直到上大學前只畫過自己的石膏像，沒有畫過別的石膏像。
1978年，我靠這一點素描基本功考上了南京藝術學院。大學一年級的假期，我還回到原來任職的電子儀器廠，為廠大禮堂畫了一幅巨幅的華主席像。可以想像，我的這些早期作品早就不在了。這就是我上大學前的學畫經歷。
沈鵬先生有一本《三余詩草》，他借鑒古人所謂的“歲之餘、日之餘、時之餘”，而追求一種“三余”精神，因此，我把他的詩詞看成是“政之餘、編之餘、書之餘”。自古名詩和名詩人都處於“三余”的狀態，歐陽修的“馬上、枕上、廁上”即如此。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三余”，這裡，我不想就我的畫來湊另一個版本的“三余”，但要説明的是這本畫集中的畫都是“文之餘”的結果。這裡的“文之餘”，則關係到我的“文”的情況。粉碎“四人幫”之後，可以考大學了，就我的基礎和興趣愛好，所想報考的第一是油畫，第二是國畫。可是，南京藝術學院剛恢復高考後招生中的這兩個專業只有各10人，掂量掂量自己，還是來個穩的，因此，我報考了招生人數最多（19人）的也是被認為最不好的一個專業——工藝圖案。這個專業實際上就是染織專業，好像和我剛學畫的時候臨摹被單上的雙貓圖案有一點緣分。
在開學典禮上，副院長謝海燕教授給我們作報告，他的一番講話一直讓我難以忘懷。他説，現在美術史論的研究很薄弱，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當時全國不到一百人，所以，有了敦煌在中國、研究在國外的説法。後來，我一直思考這個話題，看看我們九十幾位同學，就沒有一個學習美術史論的。二年級的時候，我的古典文學考試偶然得了一個年級第一，這給我以自信，而我確實也喜歡文學和美術史論，當時就在看黑格爾的《美學》。因此，我決定將今後發展的方向轉到美術史論方面來。這一想法得到了溫肇桐教授的鼓勵，他曾給我以早期的業餘指導，更加強了我學習美術史論的決心。第一次見到溫肇桐教授是入學報到的第一天，在南藝的招待所裏。非常湊巧的是，送我來南京的家兄被招待所安排和溫教授住一個房間，當家兄給我引見的時候，眼前的這位教授極其普通，也就是説根本沒有我想像中的教授的派頭。到了三年級的時候，在溫教授的指導下，我寫了一篇研究劉海粟校長題畫詩的文章，雖然這篇文章現在看來有些幼稚，但是，在當時卻是第一篇研究劉海粟校長題畫詩的文章。當這篇文章在學報發表之後，不僅成為南藝歷史上第一個學生發表文章的人，而且劉海粟校長在看到之後，特別讓係辦公室主任通知我到西康路省委招待去見他。當時的情景至今曆歷在目，這裡所要説的就是這一切都給我以學習美術史論以鼓勵。
在這本科的四年裏，我和同學們一直上著各種繪畫的基礎課、創作課、專業課，但是，在畢業前我卻參加了美術史論專業研究生的考試，而且非常幸運地成為劉汝醴、溫肇桐、林樹中教授的研究生，從此也就進入到美術歷史及理論專業的行列。1985年畢業後，分配到人民美術出版社工作，基本上是從事古典美術方面的編輯工作，一幹就是17年。久而久之，就混到了一個美術理論家或批評家的稱號，一般的朋友也就不知道我的繪畫經歷和現在的繪畫狀況。到2002年3月，得中國畫研究院劉勃舒院長的賞識，我調到了中國畫研究院工作，又重新回到了畫畫的隊伍，儘管此前的十餘年我根本沒有間斷過畫畫。現在，我仍然還是以研究工作為主，仍然堅持《文藝報》“藝術視窗”專欄的寫作，所以説這些畫是“文之餘”的産物。（2003年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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