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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稚柳先生、徐邦達先生、啟功先生、劉九庵先生、傅熹年先生、勞繼雄先生等在雍和宮
2012年2月23日8點38分，中國書畫鑒定泰斗徐邦達逝世，享年101歲。徐老的離去，也標誌著一個鑒定時代的終結。
建國後，中國書畫鑒定逐步走上了科學性、系統性的研究道路，書畫鑒定以時代風格和個人風格作為主要依據，這期間，出現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鑒定家，徐邦達、啟功和謝稚柳，他們在書畫鑒定上各有所長，形成三大流派，並稱中國當代三大書畫鑒定家。且評論界曾有評述：啟功先生是學術的，謝稚柳先生是藝術的，徐邦達先生是技術的。
徐邦達技術鑒定
徐邦達出身於書畫收藏之家，受環境的熏陶，自幼喜愛詩詞書畫。徐邦達為1983年書畫鑒定組7位成員之一，為故宮博物院書畫館的籌建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當代書畫鑒定家中，徐邦達的鑒定著作最多，有《古書畫鑒定概論》、《古書畫偽訛考辨》、《古代書畫過眼要錄》、《歷代流傳繪畫編年表》、《歷代書畫家傳記考辨》、《重訂清宮舊書畫錄》以及大量的鑒定論文，從各個方面詳盡地對書畫鑒定進行論述。從他的論著中，我們注意到，他在目鑒之外特別注重考訂，諸如題款、題跋、印章、紙絹綾、裝潢形制、著錄等等，他無不精心審察分析，他用極其嚴謹的科學態度，對書畫作品進行客觀的研究如果説謝稚柳的“望氣”具有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特色，那麼，徐邦達的鑒定手法則具有系統性、可傳授性，故而我們將他定位在技術鑒定。
運用著錄是徐邦達鑒定古代書畫的切入點，也是他鑒定的特色之一。著錄雖屬輔助依據，但徐邦達已將它運用到極致。他在《古書畫偽訛考辨》一書中引用著錄之量可觀，並將其排比、對照、演繹、甄別，顯示了他對歷代著錄的博覽程度和駕禦能力。他在鑒定一幅古書畫作品時，如果是流傳有緒，總是先一一引出著錄所載，然後將著錄中的記載和評價加以細緻週密的考辨，去偽存真，斷定其是否真實可靠，再闡述自己的觀點，並指出前代鑒定家的失誤，重新對作品作出結論，這是徐氏依靠著錄又不迷信著錄的可貴之處。
徐邦達在《古書畫鑒定概論》一書中，有一章為“古書畫應注重各點”，“書畫本身”只佔一節，款跋、印章、紙絹綾、幅式和裝潢形制佔四節，足見他的側重點在技術的鑒定方面，而“書畫本身”一節又分三點：一、書畫寫作中的基本組織;二、書法中的文字考訂;三、繪畫中建築物和服飾用品形制的考訂。顯而易見，後兩點仍屬技術鑒定範疇。這與謝稚柳談“書畫本身”相比便明顯表現出徐邦達的鑒定傾向。他的鑒定較多依靠理智，依靠細緻的考證和分析。正因此，徐邦達的書畫鑒定中運用可以運用的一切材料，並拒絕“模糊性”。他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辯證地看問題，將科學的態度和方法運用到書畫鑒定中來，是徐邦達對書畫鑒定學的貢獻。
謝稚柳藝術鑒定
藝術鑒定即從書畫藝術的本體，包括意境、格調、筆法、墨法、造型、佈局等特徵入手進行鑒定，是書畫鑒定最直接的路徑，是鑒定的築基功夫。鑒定學中藝術鑒定最難，也最切實。藝術鑒定能解決的問題，一般便無需捨近求遠地依靠其他的鑒定方法進行佐證。因此，優秀的書畫家，加上厚實的書畫史論功底，一般便是當然的鑒定家。古代鑒定家都是書畫的行家裏手，原因也基於此。正是從這一角度上，傳統鑒定的“望氣”方法才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謝稚柳最大的長處和貢獻正在於此。
在國家文物局古代書畫鑒定組成員中，謝稚柳名列首席。他一生的書畫鑒定是和他的書畫創作互為作用、相互影響的。解放後，謝稚柳工作于上海博物館，該館所藏書畫，有許多是經謝稚柳之手收進的，而且其藏品也都經他鑒定過;謝稚柳參加了國家文物局分別於1962年、1983年組織的兩屆中國書畫鑒定組，並且任1983年書畫鑒定組的組長，率領鑒定組專家歷時8年，對國有所藏曆代書畫藏品進行鑒定和整理，並造冊出版。
他從歷代大量書畫名作中得到創作養料，滋養了自己的創作。反過來，豐富的創作經驗又直接對鑒定産生影響。從書畫本體出發對書畫進行鑒定成為謝氏的主導風格。可以説，謝稚柳的鑒定是藝術鑒定，同時也是鑒定藝術。
謝稚柳的鑒定藝術是在創作中一步一步深化的。他的過人之處是著眼直達書畫本身，絕對不會敲邊鼓。早在1966年，他在香港《大公報》上連載發表了《論書畫鑒別》一文。這是一篇系統的鑒定學論文。從傳統的鑒別方法，到鑒別方法的論證、辯偽，特別是講到對書畫本身認識時，精論迭出，顯示出藝術家對鑒定的敏銳觀察力。他從筆墨、個性、流派諸方面來認識作品的體貌和風格。筆墨是形成書畫的基本條件，也是書畫風格的重要內容，更是鑒定書畫的主要依據。
謝稚柳創造性地提出“性格説”，認為鑒定的標準，是書畫本身的各種性格，即它的本質。一個畫家可以産生水準高的作品，也會産生低劣的作品，問題不在於標準高低、寬嚴，而在於對書畫本身的各種性格的認識，性格自始至終貫穿在優與劣的作品中。基於此，謝氏對於書畫作品出現特例時，即某一畫家臨時變換習慣性畫風，或者是早年所作的不成熟樣式等等，總是不被迷惑，一槌定音，具有深邃的鑒別力。書畫實踐和他的望氣性格使他的鑒定具有一種神奇性。從這點上看，謝稚柳是目鑒的天才。
啟功學術鑒定
啟功的書畫鑒定具有另一特色，為其他鑒定家難以取代，即他以學問支撐鑒定。作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他對中國古典文學、文獻學、目錄學、版本學、考據學、歷史學、音韻、訓詁、書法等有很深的造詣，故而他在歷代書法碑帖的鑒定和文獻考據方面，具有過人之處，對書畫鑒定學有著特殊的貢獻。
《啟功叢稿》是啟功惟一收錄書畫鑒定的集子。他在前言中以謙虛的口吻透出無比自信。由於啟功對書法的偏愛和研究的深入，加上文字學、文學、歷史知識的滲透，他的鑒定以書法碑帖的考據為主，繪畫鑒定為輔。他在歷代書法碑帖的考據上功力過人，多不從用筆、風格等本題語言出發，而重在考據，形成了他的鑒定特色。他對各種版本的刻帖和各種碑帖的拓本均有深入的研究。他的《急就篇傳本考》、《半亭帖考》《孫過庭書譜考》《唐摹萬歲通天帖考》、《舊題張旭草書古詩帖辨》等都不囿陳説，自出新意。他在各門學科間的相互滲透，在碑帖鑒定中顯得尤為突出，其中古典文學知識佔有很大比重。啟功不僅從碑帖中來校勘古代文學資料，而且反過來用古代文學資料來考證真偽。
文獻考據是啟功的長項，他的考據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他與徐邦達不同，徐氏所據是比較專業的文獻--書畫著錄，而啟功所據範圍廣泛，除書畫著錄外，還廣取各種文獻史料，孫機的輿服研究以及傅熹年的建築研究同樣在書畫鑒定中起到很大作用。從研究方法上看，這樣的人才奇缺，而在學術界精通書畫的人又極少，啟功正好彌補了這一不足，故而他在運用學術研究的功底，進行書畫鑒定的理論和實踐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半尺”之後誰丈尺？
作為中國藝術史界“鑒定學派”的一代宗師，徐邦達將傳統鑒定方法與現代考古學手段相結合，為書畫鑒定建立了可傳授的研究方法和學術理論。徐邦達的故去，標誌著一個鑒定時代的終結。
楊伯達作為華夏辯畫第一人，在治學上也很嚴謹，為新中國培養出一批優秀的鑒定專家，楊臣斌、王連啟、楊新等都是其入市弟子，但是這些奠定界的前輩年事已高，大多退居二線，但是隸屬目前活躍在市場上或者在學術上可以被人稱道的，仔細想來，也沒幾個人可被提及。
大師的逝去，對整個行業都是莫大的損失。書畫鑒定自古就是個難題，如今市場上魚龍混雜，急需規範制度和行業鑒定標準，大師的遠去，讓這一問題再次暴露，書畫鑒定，還有誰能説了算?
徐邦達先生弟子、著名書畫鑒定專家楊新表示：目前年輕一代的書畫鑒定專家都是出自學院，並未做到傳承，對於書畫鑒定沒有形成完備的體系，加上市場的混亂與不遵守規範，書畫鑒定的專家團隊打造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徐邦達、啟功、謝稚柳”是大家公認的書畫鑒定大家，他們自身不僅僅是書畫鑒定大家，而且是著名書畫家、收藏家，個人經歷與特殊時代的文化背景所積累的經驗，都足以讓大家信服。他們生活在中國古代書畫由集中到大量散失民間的時代，有機會見識到很多國寶級的珍品，並參與國家的整理和收藏工作，他們的專業水準的告訴是現在普通的學院體系下的專家所達不到的。
而且我們面對一個多元的時代，各種儀器鑒定以及另類、個性的鑒定方式層出不窮，在沒有得到更多的理論和實踐證實的情況下，中國書畫鑒定誰説了算?“半尺”之後誰來丈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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