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創作五卅運動紀念碑的上海雕塑家余積勇對中國雕塑家參與城雕的情況頗有感觸。他認為，當藝術作品屈從了城市管理者的意志，藝術家的責任心在金錢面前投降後，作品本身的美感就喪失了。
記者：在你看來，城市雕塑的意義和作用是什麼?
余積勇：我並不喜愛“城市雕塑”這個提法，我更願意稱之為“公共藝術”。那些主題性雕塑並不僅僅存在於城市中，還在鄉村、郊外甚至荒原出現，而它們的社會意義都是相通的。因此以“城市”命名顯得過於狹隘。我將其稱之為“藝術”而不單單是“雕塑”，是因為當代的藝術領域，各種藝術語言相互穿插，雕塑往往和建築、裝置等藝術形式融合，難分彼此。其次，關於城市雕塑的意義，我想在古代，它主要是種宗教符號或者皇權題材，和百姓的距離很遠。而現在，這些藝術已經進入了平民生活。
記者：城市雕塑應該使生活更美好，但有些城雕卻被評價為“醜陋”，你怎麼看?
余積勇：可能存在市民欣賞角度的問題。但主要的，我認為城市規劃部門應負有責任。他們在遴選作品時，應考慮其是否與周邊環境適合。有時作品本身並不醜陋，而在加工過程中，城市管理者對藝術作品本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比如要造多高、多大，當藝術屈從城市管理者意志之時，藝術家的責任心在金錢面前投降後，作品本身的美感就喪失了。
記者：你覺得中外城雕藝術家有什麼差距?
余積勇：在我看來，中國藝術家更專注主題內容。而外國藝術家更多地進行哲學思考，他們有獨到的世界觀，對主題卻並不關心。我並不覺得中國的城雕藝術家與外國的城雕藝術家存在差距。中國其實擁有很多優秀的設計師，與外國同儕相比，其實各有所長，只是缺乏鑒別和認可，缺乏塑造大師的舞臺。
有個就近的例子就是日本。二戰之後，日本需要重建，他們當時也崇洋媚外，只邀請外國人設計雕塑和建築。但是到了上世紀60年代，他們開始鼓勵本土藝術家參與平等競爭。之後，日本大量藝術家就陸續脫穎而出，最終在世界舞臺也佔據一席之地。日本也就此從一個藝術模倣性國家轉變為一個藝術輸出大國。中國現在面臨當年日本同樣的問題。而中國的城市管理者也偏愛用國外看得到的經驗去評判國內的藝術家和藝術作品，他們缺少開放性的眼光，以至於久而久之，社會環境培養出中國藝術家的山寨精神。
記者：有人説，城市雕塑的甲方對作品的限制太多，喜歡公司做的“山寨藝術品”，你怎麼看?你認為它們是“偽藝術”麼?
余積勇：拷貝就是通常所説的製作行貨，它們為公司或地産商所需要，每個藝術公司的原始資本積累，都需要這個過程。我之前也做這些山寨品。現在我已經不做任何行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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