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出現在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上的中國面孔之一，深圳藝術家應天齊剛剛結束他13天的威尼斯之旅。第一次參加這樣重量級的當代藝術展覽，給了他一個在多元文化交匯中重新審視自己乃至整個中國當代藝術的機會。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應天齊感慨良多。
關注藝術背後的中國生活
在威尼斯的十幾天裏，應天齊先後接受了義大利、德國、法國等多家媒體採訪。除了專業媒體，大部分的西方人關注的不是藝術作品本身，而是藝術作品背後的中國當代生活。一位德國記者這樣問他：“你認為藝術可以在中國人的生活中起作用嗎？”應天齊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給這位記者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創作的《西遞村》版畫系列，一個是他在20世紀初的裝置行為作品《對話觀瀾》，前者讓一個黃山腳下的小村落聞名於世，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錄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而後者則促使觀瀾鎮政府對古建築保護引起重視，現在那裏已經成為藝術家聚集的觀瀾版畫村。在應天齊看來，干涉生活、切入生活，正是當代藝術家應該做的，他所舉的兩個例證，深深地打動了這位德國記者。
崛起于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當代藝術，一直以獨有的政治色彩聞名於世界。無論是王廣義的政治波普，還是張曉剛的大家庭，都與紅色記憶息息相關。而現在，跟風的紅色作品越來越受到批評。什麼樣的藝術才是中國的當代藝術呢？在本屆威尼斯雙年展上，應天齊特別有感觸，西方人感興趣的是有中國當代生活特色的藝術。他解釋，當代藝術是面對當代生活的藝術，政治作為創作元素也是其中之一。正是因為中國的政治有特色，所以表現這一題材的作品在世界藝壇走紅。但藝術有很多方面，政治不是唯一。應天齊認為，當代中國正處於一個社會急劇變革的過程中，這種變革的激烈程度是其他國家很難比擬的。而在這個變革中所産生的傳統和現代的碰撞，給這一代藝術家提供了非常豐富的創作資源。“這種傳統和現代的碰撞，至少在100年之內不會改變，我們這一代藝術家正當其時，有責任把對於其中的種種思考記錄下來。”事實上，應天齊在威尼斯雙年展上發現，很多藝術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在台灣策展人陸蓉之策劃的展覽上，中國藝術家繆曉春製作的DV 作品，就表現了人類在面臨自然、社會變革時的手足無措。這件作品帶給應天齊特別的感動。
西方人希望看到
真正的中國當代藝術
當代藝術起源於西方，而中國當代藝術的聲名鵲起也開始於西方資本的運作，這使得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始終無法擺脫模倣西方的影子。在威尼斯的十幾天裏，應天齊白天看展，晚上和藝術家們探討藝術問題。他深深地體會到，西方學術界希望看到真正的中國當代藝術，這種當代藝術既不是體制內的當代藝術，也不是西方話語權的當代藝術，更不是資本運作下的當代藝術。
談起這個問題，應天齊想起20多年前在北京聽美國波普藝術家勞森伯格的講座。他記得勞森伯格講到自己怎樣了解中國、利用中國元素進行創作，但他記憶更加深刻的是勞森伯格的另外一句話：“但我絕不想變成一個中國人。”勞森伯格不想變成一個中國人，我們為什麼要變成西方人去進行創作呢？正是抱著這樣一種想法，應天齊始終堅持本土立場，而在此次雙年展上，他看到了這種堅持的重要性。作為非官方、非體制的平行展，《碎裂的文化＝今天的人？》在當地引起了極大的關注。這是中國藝術家第一次參加威尼斯雙年展平行展。展覽剛剛開幕，包括應天齊在內的四位中國藝術家已經接到義大利佛羅倫薩一家基金會的邀請，希望他們能到佛羅倫薩進行訪問創作。“此次威尼斯之行，我最大的收穫就是驗證了堅持本土立場的重要性，現在的中國有許多值得藝術家去做的事情，而我所做的就是三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與建築對話，關注最普通人的生活和最破爛的房子。”
當代藝術
不應是小圈子文化
威尼斯雙年展展場設立在威尼斯島上，展覽時間長達半年。十幾天的威尼斯之行，令應天齊感受到威尼斯雙年展確實是當代藝術在世界範圍內不可或缺的大事，更讓他感受到當代藝術在西方人生活中的地位。“島上人流如織，參觀者絡繹不絕，相比之下，當代藝術在中國仍然是小眾的，中國當代藝術對社會的干預不明顯，而在西方，則可以産生很大影響。”
今天的威尼斯集中了全世界最前衛的藝術作品，看過這些作品，也讓應天齊感到中國藝術作品的前衛性有待加強，比如其他國家的展品中架上作品不多，而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則是架上架下各佔一半。而即使是架上作品，大多數作品的陳列方式也發生了改變，不再是規規矩矩地挂在墻上。比如基佛爾的架上繪畫就以一種晾曬的方式挂在架子上，觀眾穿行在架子中間觀看作品。而應天齊自己的裝置作品《遺痕?滄桑》由於條件所限，用桌面代替墻面，歪打正著，達到了極佳的展覽效果。應天齊説：“新的藝術帶來全新的審美感受，傳統審美正在受到挑戰。而當代藝術在視覺呈現上的變革越來越受到重視，視覺呈現正在成為當代藝術創作的重要課題。在這一點上，中國當代藝術有很大空間有待發掘。”（梁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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