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小箭
正如我們可以從社會學角度分析和談論藝術一樣，我們也可以從女性主義角度分析和談論藝術，包括女藝術家的藝術。這時，我們還是在探討藝術問題，儘管難免帶入女性問題。但只要我們把女性藝術作為一個獨立的話題來討論，那麼它就只能首先是女性問題，歸根到底是社會學問題，而不是藝術問題了。這是因為藝術問題是無法分成男女兩大命題來討論的，而社會學卻可以把男女在社會中的地位、角色等問題分開來談。這大概就是越來越多的女藝術家極力避免自己被歸入女性或女性主義藝術家之列的原因，也是一些從女性主義角度介入藝術史和藝術作品的學者在不知不覺中偏離了藝術，變成了關注女性問題的社會學家、社會活動加乃至革命家。誠然，女性藝術，尤其是女性主義藝術能起到宣傳、批判、鼓動的社會作用，相關的藝術評論則能推波助瀾，但此時的問題已經是藝術的社會功能問題，而非藝術自身的問題了。本文面對的不是藝術作品，而是女性藝術問題，於是首先要討論的也就不是藝術問題，而是女性問題了。
女性主義的前身是女權主義，但在西方文字都是feminism，西方對女權和女性的區分是用women’s rights和female gender，女性問題也是從女權問題發展而來的，也就是説，中文完全可以用對feminisim的不同譯法來體現這種去別。女權主要是討論女性的社會權利問題，女性問題主要是討論女性的社會角色問題。二者的關係是，女性的社會權利問題是女性的社會角色問題的前提，道理很簡單，如果女性還沒有和男人平等的社會權利，就不存在女性擔任何種社會角色的問題，在男女平權之前，男女的社會角色是固定的，男人務國，女人務家，中外皆然，男人最大的務國就是為國捐軀，女人最大的務家就是（為男人）傳宗接代。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男權社會是男女雙方的共謀，就像宗教是教士和信徒的共謀一樣，只是在共謀結構中教士處於統治地位而已，絕對不存在教士用愚弄教徒的方式實現自己的統治問題。
道德對弱勢者的同情導致了壓迫與被壓迫關係的責任自然歸於統治者，同時忽略了統治者既是壓迫者同時庇護者的兩面性。統治的這種兩面性在家長與孩子的關係中表現的最為明顯，家長絕對是孩子的壓迫者，但也絕對是孩子的庇護者，只是現在還沒有兒童主義來揭露與顛覆父母對孩子壓迫。實際上，在女權主義出現之前，男人對女人的壓迫關係也是被庇護關係所遮蔽，直到現在，安全感依然是女性選擇男友或丈夫的必要條件，這是被庇護習慣在心理層面的表現。在日常語言活動中，統治通常是用“管”來表達的，幾乎所有我問到過的學生都説他們和父母之間經常發生“別管我”和“不管你能長這麼大”的對話。這裡，孩子拒絕的是父母的壓迫，而父母強調的是對孩子的撫養與庇護，也就是説雙方使用了“管”字的不同意思，而之所以“管”字能同時有這兩個意思，正是因為這兩種行為的主體是同一個。道理就在於只有有壓迫能力才有庇護能力，之所以保家衛國在全世界都是男人的責任，只能是因為只有有衛國能力的才能保家，只有有保家能力的才有能力衛國，所以男性同時是國和家的庇護者，但沒人不認為軍隊有壓迫、強制甚至鎮壓的強力功能，那麼男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呢？今天的軍隊依然是男人的職業，這絕對是全社會的共謀，不是男人單方面的決定。
在同情弱者的道德面前，壓迫關係是比較容易失去合法性的，因此也容易被解除，但庇護關係是符合同情弱者的道德的，因此也就很難失去合法性。但只要庇護關係依然存在，被庇護方就不能形成完整的獨立意識和獨立人格、責任意識和責任能力，因此，即便有和男人相等的受教育權、工作權和升遷機會，也必然在競爭中成為弱勢一族，特別是在典型的男性職業中。事實上，女性的職業基本上是家庭勞動社會化的結果，女老師首先集中于幼兒教育，其次是小學教育，這是典型的教子社會化。護理業（包括護士）、招待業、服裝加工業、食品加工業、財會行業也基本上是家庭勞動的社會化，因此也是女性集中的領域。表演業自古就不乏女性，只是在傳統社會是被歧視的領域而已。與這些行業相關的教育培訓，也是女生和女老師佔有絕對的數量優勢。如果説，女性集中的行業主要是延續男權社會對女性的規定，那麼接受教育和培訓則主要是女性的選擇，説到底，都是男女的共謀。
當然，例外總是存在的，正因如此，花木蘭、穆桂英、武則天這些特例才不能代表社會不是男權的。然而，例外卻能暴露本質論認識方法的局限性。世界上的女性千差萬別，年齡、收入、家庭、教育、職業、興趣、能力都能導致他們在具體的社會關係中處於不同的地位。以家庭這個最小的社會細胞為例，在夫妻關係和母子關係，雖然都是男人和女人的關係，但在母子關係中，女性的統治地位是絕對的，只有到了需要靠兒子供養的孤寡暮年，才會變為“無夫從子”。此外，在女主與男僕、女老師與男學生、女上司與男下屬、女教練與男運動員、女醫生與男病人、美國女兵與伊拉克男戰俘的關係中，女性都是強勢而非弱勢，是壓迫者而非被壓迫者。即便是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關係中，只要女性完成了（為男人）傳宗接代的職責，就永遠可以責罵丈夫沒本事，並因此在誰説了算，誰當家的較量中取得優勢地位，既使她連自己的姓名都沒有。此外，強悍性格的女性對於懦弱性格的男性也能獲得統治地位。實際上，本質論只在人類對物理世界的認識中具有普遍的真理性與説服力，具體到女性問題上，本質論的真理性只能體現在女性的生理特徵上，也只有在這方面，女性才有相對統一的共性，比如所有女人都有子宮，所有子宮的功能都是懷孕。到了社會學領域，所有女人都是被統治者的結論顯然是荒唐的。這也是女性問題研究必然被他者問題研究所取代的關鍵所在，也只有這樣，男生的女老師、男職工的女領導、男僱員的女上司、男傭的女主人、男性的母親才不能冒充被壓迫者和弱勢一族。本質論可以忽略這些特殊性，但現實中的女性沒有一個是本質論討論的純然女性，而都是在一定社會關係中的女性，而且經常處於優勢于特定男人的地位。性騷擾和性侵犯的確是美國女兵的不幸，但在伊拉克男戰俘面前，被侮辱與被騷擾的絕對不是這些美國女兵，而是伊拉克男戰俘。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二戰時的日本女兵身上，她們既是日本男兵的性奴隸，也把中國男俘當做鍛鍊刺殺勇氣的活靶子。我堅信，在中國家庭暴力中，老公打罵老婆事件絕對是母親打罵兒子事件的零頭，在學校暴力中，男老師懲罰女生事件絕對是女老師懲罰男學生事件的零頭。
儘管本質論的科學性和真理性受到了懷疑和挑戰，但經驗意義上男女之間的整體差異還是得到普遍承認的。比如，成年女性不能像成年男人一樣在公開場合裸露上身，女性從小沒有受過男性普遍接受的禁哭訓練。我舉這兩個例子，絕對不僅僅為説明男女之間的確存在類別差異即具有普遍性的差異，還有説明女性主義不可逾越的困境。這兩大為全社會熟視無睹的事實，是連最激進的美國女性主義者也無可奈何的男女共謀：唯一以平權為理由的在校園裏裸露上身的女性主義壯舉，並且未能贏得普遍的社會支援，連女性主義者也沒有站出來反對法庭的判決。我有一位極端女性主義老師把女性的普遍弱勢歸結為女性未能在兒時接受男孩子普遍接受的禁哭訓練，包括她本人在內的社會不可能改變這個規則，彼時她已經是三個女兒的母親，她絕對不願意對自己的女兒進行禁哭訓練。但只要女性不接受這項訓練，哭就是女性面對失敗和責任的終極辦法，就不會像男人那樣儘量避免“哭都來不及”的後果。中國社會把女人解決問題的方式總結為“一哭、二鬧、三上吊”，其中“哭”被列在第一位。一位美國女藝術家把美國電影表現遇到棘手問題的男吼女哭的鏡頭截取下來，編輯到一起，體現男女之間的差異。在現實生活中，這些都是司空見慣的，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和需要改變的。相反，如果有人提出必須改變，反而是嚴重的侵權。
終於，有人站出來承認男女之間差異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了，這就是一對澳大利亞教授夫婦在多年取證研究的基礎上，合作撰寫的Why Men Don’t Listen And Women Can’t Read Maps，中文版翻譯成《亞當的腦與夏娃的腦》。作者在序言中把女性主義界定為政治運動，聲明他們的研究與政治無關，只是想證明男女之間差異的生理學原因。研究把男女之間的種種差異歸結為漫長狩獵時代的男女分工對基因的塑造，與這種漫長的塑造相比，現代社會只是問不足道的一瞬間，根本無法抵消漫長狩獵時代的塑造。研究的結論是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與張小嫻説的男人和女人是完全不同的兩種人類完全一致。
在我看來，這是給女性主義劃了一個句號。此時的中國社會，早已從文革時的“不愛紅粧愛武裝”變為改革開放後的“早日還我女兒裝”。這個轉變還使我在美國課堂上與激進的美國女性主義者發生了一次摩擦。前面提到的那位極端女性主義老師要求全班學生例舉男女不平等實的現象來挑戰男權社會，她自己舉的例子是男人打領帶女人坦胸的裝束規範的含義是男人的價值在頭，女人的價值在身，這社會潛規則也是伊夫·聖羅蘭把馬奈《草地上的午餐》中的男衣女裸變為女衣男裸的女性主義意義之所在。當時中國正是文革的“不愛紅粧愛武裝”向“早日還我女兒裝”轉化的時候，於是我告訴這位老師説，我剛到美國對這裡的情況不了解，作為一個外國人，挑戰美國社會也不是我的權利，而且也不是我來美國求學的目的。但據我所知，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女性正在從男裝化返回女裝化，而坦胸被視為對社會最勇敢的挑戰。當時全班師生一片震驚，最後老師宣佈我捏造事實，並給我所有作業的成績不及格，其霸道程度超過我見過的所有男權主義。這與中國農民革命對地主的殘酷程度遠遠超過地主對農民的殘酷沒什麼兩樣。這种女性主義變成了男權主義的翻版，成為某些女性政治野心家的卑鄙工具，或者叫武則天情結的合法化，因此也就必然被包括女性在內的社會疏遠和拋棄。至此，風風火火的女性主義已經從理論到實踐上走上無法挽回的絕境，只有他者理論被繼承和發揚，但已經和性別沒有什麼關係了。至於借助中國陰陽互補論對西方二元對立認識論的修補本來就是個哲學問題，與女性主義只是個互助互用關係，這是哲學的普遍性所決定的，而不是女性主義決定的。
如果説還有哪些女性主義話題可以並值得討論，在我這個“流氓教授”看來，也就只剩下女人的身體問題了，包括女人的失貞問題和前面提到的女人裸露自己上身的權利問題。至於我那位女老師指出的男人露頭女人坦胸的問題，在我看來還是因為女性尚未獲得裸露上身的權利，一旦有了，坦胸也就不再具有特殊意義了。但這在本質上已經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公約問題了。
最後，我想向國內讀者推薦法國著名女作家高萊特的小説《流浪女》（La Vaguabonde），講述的是一位渴望重新建立家庭的離婚女性，在一番熱戀之後毅然選擇了繼續隨巡迴演出隊漂泊四方的生活，徹底顛覆了家和女人的等號關係。
原載《藝術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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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藝術的身份與發展”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