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岳路平
今天，中國有沒有好的批評？
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可能是令人絕望的，批評的娛樂化、吹捧化、功利化和山頭化……都在不斷地向我們傳遞一個強烈的信號——今天的批評是“壞”的批評。它沒有原則，它居然不唱反調，它無法行使監督的使命，它喪失了它應該起到的作用。
也許，我們還可以下一個特別刻薄的結論，中國的批評不是好和壞的問題，而是有和無的問題。一些人乾脆直截了當地説：“中國，沒有批評！”
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不應該一上來就問，怎麼批評？而是要問，還有沒有批評？或者更加務實的方式就是展開對於批評的批評：批評批評本身。因為，如果這個最基本的根基問題（批評的前提）沒有弄清楚，我們如何可以批評？
其實，現在也並非沒有那種敢批評的人。比如一些初生牛犢，還有一些既得利益的受害者，或者説仍然執著于理想原則的那些人。但是，為什麼我們很少看到有比較系統性、具有廣闊視野和一針見血的批評？原因實際上很簡單——沒有批評的土壤、營養和空氣。如果是這樣，我們就不要要求這些想批評和敢批評的人的水準特別高，就鼓勵他們隨意地批評就行了。
空氣如此稀薄，我們首先需要解決的是批評的生存權。我們需要的不是苛求批評的品質，而是解決批評的有無。我們只希望批評能夠活下來，批評越來越多。批評多了，自然就批評好了。
就讓批評更加隨意些吧！更加隨意，就意味著批評變的更加容易，批評的成本就更加的低，這樣，就會鼓勵更多的人參與批評。當然，批評可以隨意，不意味著鼓勵漫罵和毫無建設性的發牢騷。
然後，批評也必須是行動的。因為，再好的批評文章，在今日中國如此墮落的發表制度下也會被污染、糟蹋。所以，一個真心要批評的人，還要操心去琢磨他的讀者是誰？他希望的讀者在何時何地看到他的批評？
為了使有效的批評可以被重視，可能他還要象我一樣用十年來艱苦地建設一個讓人用心傾聽的環境。這樣，一個真心想批評的人，就必須變成一個行動者，他不可逃避地在今日中國要包攬批評以及批評的生態鏈裏所有環節的大事小情。
當然，也因為他行動了，別人才更加容易相信他是真心的。因為他花費了生命中的太多時間，才有機會讓別人感動，才有可能獲得一些哪怕一開始只是單純憐憫的關注。即使是如這樣的用行動來進行的批評，仍然還是會流産、夭折。因為，一個真心批評的人，不一定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如此艱苦的批評條件下完成那麼多事情，因為，他同時還要受到視野，教育機會，生存壓力，以及橫行整個時代的惟利是圖所困。
然而，一個真心想批評的人，除了盡可能地行動，他還能做什麼呢？
NO Z TURN
為什麼中國的批評出了問題？或者説為什麼沒法批評？為什麼很難批評？其實跟我們這個國家30年來的政策是有很大關係的。
30年以前的事情我們暫且不説，就分析分析這30年來的事情。改革開放，成就巨大，負面也多。但是，沒有人否認功大於過。
最近胡**主席説“不折騰”，有人形象地翻譯成為“NO Z TURN”。這個“不折騰”的説法就體現了這個國家的政策實際上要強于法律。至少説這是這個階段的一個特點吧。
簡單地説，大家應該好好地搞建設。辦法，我們都已經想出來了，不左也不右，你們那些左的或者右的，就不要折騰了，一折騰又把事情給耽誤了。折騰的人主要就是那些原先要“批評”的人，無論是朝左，還是朝右，無論批評的動力是什麼。
這樣的結果是——原則上，批評是很難有空間了。因為，至高的權力希望“NO Z TURN”。那麼原寫可以批評的學者、獨立意見分子，就很容易放棄批評，紛紛加入到“表揚”“建設”，或者乾脆參加到“建設”的隊伍中去了。
這些“建設”的隊伍在什麼地方呢？一個隊伍叫“體制”，另外一個隊伍叫“市場（前面應該加上‘有中國特色的’）”。所以我們就很容易看到很多很優秀的人，都去“表揚”而不是“批評”現行的“體制”，都去幫助“市場行為（房地産，股票，藝術市場）”進行“包裝”而不是“打假”，幫忙“吶喊”而不是“抗議”。原先應該幫助受現行體制壓抑的不平等部分“伸張”的聲音變成了繼續強化這種不平等的力量，原先應該幫助在市場中利益受損的群體“討回損失”的力量變成了讓受損群體繼續受損的幫兇。
建設的確是不斷取得成就，社會為此所付出的代價也越來越高。NO Z TURN 也許是沒有錯的，但是“NO Z TURN”的原本意思應該是“又快又好”，而不是成就了一批的同時嚴重傷害了另外一批，不週全的“NO Z TURN”一定會導致更加強烈的“Z TURN”。未雨綢繆的“批評”和“醜話説在前頭”的小“Z TURN”反而可以真正達到一種有廣泛共識基礎的“NO Z TURN”。“NO Z TURN”應該是各方一起同意，或者説大致同意的“NO Z TURN”，而不是少數人認可的“NO Z TURN”。
文藝批評的機會——批評的經濟學
在“NO Z TURN”的條件下，直接的政治批評是無法進行的。經濟批評則有謝國忠、朗鹹平等人在隔靴搔癢的情況下發出了聲音。文化藝術領域的問題則是“危險”和“機會”並存。危險在於，比如“文化産業”實際上是一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複合體。既然是一體的，我們批評其中一個點，實際上就是批評了整個面，也就觸動了整個體。這是艱難所在，首先，你很難“批評”它，因為批評了，就是有可能犯了“Z TURN”的錯誤，另外“NO Z TURN”的政策還有一個很厲害的效應，就比如只要你“NO Z TURN”，並且加入到建設“文化産業”的過程中，你就會獲得很多利益。這樣，“批評”的動力就會被一萬元一萬元地收買了。“NO Z TURN”是有獎的，“Z TURN”則會受罰。這種獎罰的不成文制度導致進行中立的文藝批評的成本無限上升。
好了，機會在哪呢？機會就在於，如果，這種獎罰制度如果對你是無效的，那麼你至少“保留”了“批評”的權力。好在，我覺得，很多“獨立”人士的人生價值沒有完全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畢竟，今天的中國還運作著金錢之外的其他度量衡：道德、正義、真知、理性、善良。其中的良知部分可能是由長久以來的“家教”傳統支撐的，無須“國家”支撐；其中的“理性”和“真知”也許一方面得到古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鼓勵，也許還有全球化條件下西方的“理性”力量的支援。而“正義”這種東西，更是一種本能的衝動，根本不需要任何外力就會很強烈地存在著。
一旦我們意識到仍然有金錢之外的度量衡，那麼，文藝批評實際上跟政治、經濟批評比起來是要容易很多的。道理很明顯，政治批評太危險了，搞不好丟了性命；經濟批評也很可怕，因為你直接觸動的是人家的真金白銀。文藝批評則相對安全的多——最多就是不要他的錢。況且，能夠被利用的知識分子，也不可能象直接通過行政和官商裙帶獲得的利益那麼多，那麼強烈，所以失落的程度也不會那麼深刻。
還有，文藝批評主要發生在感受力的層面，就是説，比起權力和金錢，文藝還是比較抽象的。所以説，在“NO Z TURN”的條件下，如果你還想“批評，批評！”的話，選擇文藝批評是比較划算的。等待天氣變暖了，可以試試經濟批評；等到萬物復蘇了，我們可以再試試政治批評。
總而言之，我們應該倡導一種“批評”的經濟學——一定要考慮批評的成本和收益。否則怎麼能夠玩得過惟利是圖的官商裙帶。政治經濟批評成本是一般的獨立人士無法支付的，就先放放。等到這個社會有足夠的批評成本的時候，再來。
那些隨意而又行動地批評過的前人們
為了讓大家增強文藝批評的信心，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尋找一些進行文藝批評的成功案例。看了這些案例，我們會得到一個印象：其實文藝批評也是很了不起的。在這片天地裏也可以有一番作為，特別是考慮到在中國進行政治經濟批評還是相當危險的，我們完全應該號召有膽量，有想像力，有才華的人們加入到文藝批評的隊伍中來。除了讓大家增強批評的信心，還希望大家從這些案例中學到一種由內而外，最終情感、直覺、內在衝動的精神（也就是隨“意”的精神），在這些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批評者，都是在倡導大家去挖掘“渴望”、“慾望”、“個性”這種本來就存在於我們身體之中的自然資源，他們大多都反對已經成為阻力的陳詞濫調的“法則”、“教條”、“規矩”。就象歌德説的，“不要用別人的翅膀，而是要用自己的翅膀去飛……”
與此同時，那些偉大的批評者，也不是動動嘴皮子就完事的，他們不但批評了腐朽和墮落的東西，同時還要力挺那些“用自己的翅膀去飛”的藝術家。就是説，他們不但説，還要做。否則，事情是沒有辦法幹成的。這種又隨意，又實幹的批評方式也正是我們要特別鼓勵的。
近的先看德勒茲，這個傢夥被福柯稱為“從哲學深山裏突然殺出來的農夫”，可見是比較粗糙的那種批評者，這樣的農夫級人物可以轟動批評武林，的確是可以給我們一些想批評但是錯誤地以為自己的“基本功”不行的同志們壯壯膽的。據説德勒茲“用片段來對抗哲學機器的總體性”，“用警句對抗邏輯”，“用笑聲和反諷對抗嚴肅和偽飾”，“用文學對抗哲學”…………這些行為都是鼓勵我們進行隨意的、行動的批評的精神來源。
“德勒茲尤其關注“慾望”，慾望是和尼采的“意志”很像的一種創造性力量，它具有革命性、解放性和顛覆性，主動、積極和肯定性的力量都應受到鼓勵和釋放，世界因此才能處於永不停息的更新和變革狀態中。但是，他也意識到慾望遭到了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封鎖，這部機器在不停地對慾望進行編碼和領域化，使其生産能力靜止、停滯和癱瘓。為此，德勒茲不停地對資本主義機器進行攻擊，他寄希望於“慾望”機器，他們充分發掘慾望的生産本性，他倡導一種遊牧思想，一種永不停息的慾望生産，一種無所顧忌的本能衝動，一種馳騁高原的身體奔突，一種混亂不堪的力比多流。”
鼓勵本能、衝動，反對摧毀本能和衝動的馴服機器，這些跟我們説的鼓勵隨意和行動，反對馴服“Z TURN”的機器的做法是一致的。
如今，德勒茲的影響遍佈人文科學的各個角落，他的《反俄狄普斯》和《千座高原》業已取得世界性的聲譽。我們如果也變的象他一樣勇敢，説不定也可以影響影響一些角落呢。
往後推看波德萊爾。1845年，波德萊爾寫了他的第一篇沙龍評論。對他來説，藝術就是個人氣質的率真表現，法則必須從藝術中，同樣也必須從批評中加以驅除。批評必須是有偏愛的，充滿激情的，政治性的，來自一種獨特的觀點，這樣才能擴展開藝術的天地。他當時力挺的是被他認為更有新意和更能表現美的浪漫主義。這並不是由於浪漫主義選擇題材的獨特，也非浪漫主義描寫的真實性，而是由於浪漫主義獨有的情感態度。不能從外部，而必須從我們的內部，從心底，從靈性，從色彩，從那永無滿足的渴望中去發現它……
我理解波德萊爾這裡説的“渴望”就是德勒茲關注的慾望。波德萊爾説的“內部”、“心底”、“靈性”……就是德勒茲煽動的慾望的生産本性、無所顧忌的本能衝動，馳騁高原的身體奔突，混亂不堪的利比多流。
它是混亂的，所以是隨意的。它是本能的，所以是行動的。衝動就是邏輯，意圖就是章法，行動就是理論。
波德萊爾、蒲魯東、商弗勒裏、曼茨、弗羅曼丹……他們一起集合起力量，在19世紀的藝術批評史上産生了無與倫比的作用。
最後看看歌德。年僅23歲的歌德為慶賀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建成，寫了論文《哥特式建築》，並以之反對一年前出版的《造型藝術的一般原理》。歌德相信，本色使美術顯示出他真正的特性和最好的效能。他並不相信藝術理論的作用，而信任自己情感的經驗。因此他反對當時很多的把哥特式藝術視為蠻人風格的看法。他説：“哥特藝術不只是強勁和粗獷，而且還具有美，它的美有別於羅可可的唯美主義和那種軟弱的美，藝術並不完全屈從於美。真實、偉大的藝術比美的藝術要更加真實和偉大。人身上具有一種特殊的性質，一當生存得到保證，這種特性即發揮作用。看起來他有如半神，他努力使自己不再迷惑和恐懼，他讓自己的精神統馭物質。只有情感使得蠻人們在生産中達到精神上的聯合。但不論是來自蠻人粗獷的感情還是來自精緻優雅的感情，藝術都是完滿而富於生氣的，只有帶個性的藝術，才是真正的藝術。一切的天才都不必去尋找模特兒或法則，不要利用別人的翅膀，而要運用自己的翅膀去飛……
這些同道，批評起來都挺隨意、隨性的，都憑藉直覺和真實情感的經驗。同時鼓勵從內而外的慾望、渴望和感情。而且批評的原因也就是簡單地看不慣現狀，都反對外在強加的法則，反對陳詞濫調的教條。都有比較明確的可供攻擊的“靶子”。最後呢，由於方法得當，敢想敢説，就真的把事情幹成了，影響了很多角落，産生了很深遠的作用。
在西安，我曾經隨意地批評、行動地發表！
實際上，在沒有了解到這些先行者的勇敢之前，我也常常在幹著同樣的事情。等我看了這些故事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樣做也行，而且很行。原先的那種試試探探就開始變的越來越明目張膽。我同時也想到，這種隨意和行動的批評的意識，其實是存在於每一個人的身體裏面的，他們本來就是我們的“自然資源”，只是後來總是被一些不三不四的聲音嚇唬住了，不敢去開採。一旦有人給他壯壯膽，他可能就會猛然驚醒。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過去的隨意的對自身的任性進行的開採行為。不是為了炫耀，而是為了給人壯膽——連我這樣素質的傢夥都偶爾偷襲成功，那麼你也一定行的！
12年以前，我還是一個本科二年級的學生，在一堂素描課上，就是簡單地對課堂的素描訓練方法不爽，晚上就回宿舍劈裏啪啦地胡亂寫了一萬字的信，痛快地“批評”了我所就讀的西安美術學院的教學制度，説這個制度屠殺學生的想像力，對現狀採取掩耳盜鈴的做法。其實我現在回頭看看那封信，常常會臉紅和後怕——裏面的很多引用和觀點完全是胡説八道，但是，我居然勇敢地寫完了。而且寫完了之後，我的發表方式就是把這封信寄給院長。也是因為這種獨特的發表方式，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正式”發表過什麼。院長也沒有給我指出我的那些明顯的缺點。
沒有想到，我的這種隨意而業餘的批評成為一個重要的鋪墊，讓我在兩年後的畢業展覽上突破禁區，成功把一個當時屬於禁忌的裝置作品射進一個保守的學院畢業展的球門。更加令人興奮的是，裁判（院長）判罰進球有效，我還成了他的研究生。從此以後，西安美術學院的學術突然出現了短暫的繁榮。
今天回想起來，實際上院長獎勵的是我的態度，而不是其中的細節（因為信中的細節錯誤連篇），也因為我的發表方式直接而有用，所以沒有必要發表在什麼“正式刊物”，這種結果也鼓勵了我更容易採取“行動”的發表方式，而不是被那種遭到“買賣版面”等學術腐敗行為污染的“學術刊物”所拖累。
成為美術學院院長的研究生，在很多人看來是成功。如果考慮到衣食無憂的個人生活品質，的確是這樣。可是，跟大多數人的看法不同，我把這些“收穫”看成是我批評西安美術學院教學制度的戰利品。如何繼續用“隨意的批評”和“行動的發表”方式（雖然當然仍然是無意識的）擴大戰果才是我應該考慮的。因為我意識到，我偶然的一次對禁區的突破完全不表示保守的學院已經全面開放。特別是接著我聽到了很多令人不快的説法，一種比較刺激我的説法是：我不過是院長裝飾學院的保守線裝的花瓶。
如何使這個花瓶變成一個真實的寬鬆環境，被我認真的考慮著。我漸漸意識到，延續我“隨意的批評”和“行動的發表”的最好辦法，就是開始在不依賴學院的情況下，建立一個替代空間（ALTERNATIVE SPACE）。就是要在西安的真實環境裏面建立一個A選項（學院-美協-畫院）之外的B選項的“行動的發表”方式。如果成功，那麼“發表”也就同時也是“建設”，這種誘惑對我而言變的前所未有的強烈。
一開始，這種“發表/建立”的工作是遊擊式的。我出國、去上海、北京串聯我的同道，開始在西安這坐城市的隱蔽空間實踐獨立的當代藝術，同時配合著也 探索網際網路這種新工具（既解決發表的內容，也解決發表的渠道）。目的是為了為了鞏固院長已經賜予的戰果和擴大這種戰果（很明顯，在學院這種象牙塔完成了突破固然有深遠的意義，但是如果這種突破不能貢獻給真實的社會和城市，實在不算勝利。）
2006年，剛從英國返回的我，試圖依靠房地産，在西安高新區建設當代藝術基地，希望我們的發表渠道變的穩定和更加安全。之後流産，但是這次流産的過程卻孵化了後來西安紡織城藝術區的種子——利用房地産公司給我提供的辦公空間和設備，接待了英國藝術家馬克，完成了西安第一例國際駐地計劃；為五位藝術家在新加坡策劃展覽，鼓勵藝術家在城中村策劃展覽，鼓舞了藝術家對建設藝術基地的熱情。
2007年，紡織城藝術區水到渠成。2007年6月25日，我策劃了紡織城藝術區的第一個展覽“西安文獻展”。這個展覽的成果之一是引進了馬清運的馬達思班進入紡織城藝術區。突然之間，我們的發表環境似乎一夜之間得到了突破。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發現，我們可以發表的東西越來越多，讀者也越來越多。
2008年，在西安市委宣傳部和馬達思班的支援下，我策劃了“西安當代藝術十年回顧”。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一次相對系統的“批評的發表”工作。作完這件事情之後，有時候我覺得，其實，我在西安這座城市的工作已經完成了。因為，我們終於可以擁有自己的批評空間了。
回顧過去近十年的時間，我特別驕傲我的“批評”工作並沒有停留在那一封萬言長信，批評也並沒有止步于校園，我的腳步從象牙塔踏進了社會。那封長信現在變成了一個真實的替代空間，而且越來越寬闊。一個參與教學改革的學生變成了參與社會能量更新的教師。我仍然在寫信，只是收信人從一位大學校長變成了大眾（通過大眾媒體）和社會的建設者（市長、省委書記、建築師……），簡單的批評變成了夾評夾建、夾破夾立的工作。我當年獲得的院長賜予的特權現在變成更加多的同道人可以共用的自由空間，哪怕我們仍然沒有獲得全面的自由。
2009年，經過十年艱苦的批評和發表，以及各種內外效應的發酵，我們的努力獲得了栗憲庭操刀的“群落，群落！”第五屆宋莊藝術節的關注。在這次展覽上面，我們不但完成了西安“批評/發表”工作的“全國化”的第一次任務，同時我們通過作品被收藏，收藏的收益轉化成為西安群體北京駐地建設成本的方式，實現了西安和首都北京乃至全球能量對流的渠道建設的初步工作。西安的“隨意的批評”和“行動的發表”經驗轉而要貢獻到全國的批評和發表工作中，西安的能量將要更多地參與全國替代空間的建設。收信人會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要。我們“批評/發表“的範圍將會越來越廣，越來越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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