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陳履生
藝術的老問題有很多，其中有一些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再被人所提及，而有一些則是經久不衰，比如藝術和政治的問題。在剛舉辦足球世界盃的南非，有一名為達馬素的畫家模倣17世紀著名畫家倫勃朗的《杜爾博士的解剖學課》，創作了一幅以南非首位黑人總統曼德拉為主題的油畫，在約翰內斯堡一個高級購物中心展出後激起了軒然大波，“惹來全國震怒”。畫面表現曼德拉死後，在該國一批著名政治人物圍觀下，只以布蓋著下體，全裸著躺在手術臺上被解剖。畫家達馬素解釋，他無意對曼德拉不敬，“只是展示他和我們一樣，都是常人”。可是，畫家卻忽略了絕大多數人並不認為他是“常人”，而是備受尊重的前總統，如此，藝術和政治之間出現了矛盾。相比之下，在中國的當代藝術作品中，有一批表現新中國開國領袖毛澤東的作品，則極盡戲謔之能事，一些藝術家非但沒有將毛澤東作為“常人”來表現，而是把毛澤東作為戲謔的對象，當代藝術化的實質就是惡搞。對於領袖，藝術家個人或社會中個別的尊與不尊，是個人的選擇，然而，忽視了社會整體的多數人的感受以及主流價值取向，其藝術的表現就會産生社會問題。
當達馬素的畫在公開展出之後，南非執政黨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發表聲明，指出這是“低級趣味、侮辱、種族歧視，在非洲社會被視為巫術”，這表明瞭主流社會的態度，是一種積極的回應。相形之下，像798等一些當代藝術社區中出現的戲謔毛澤東的當代藝術作品，集體失聲所反映的主流社會對領袖的態度，則表現了當代中國社會“寬容”度的把握有待權衡。更重要的是如何讓主流社會的態度從幕後走向前臺，如何讓藝術家知曉不僅有藝術與政治的問題，也有個人與社會的問題，從而消減這種藝術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與上述事件相關的是，日本京都的藝術家Mitsuhiro Okamoto在神戶時尚博物館展出了他的名為“Batta（“蝗蟲”）Mon（Battamon“山寨”的俚語）”作品，藝術家原本是想讓人們對原創與仿製之間在這個消費者主導的社會中的關係進行思考。因為那個“蝗蟲”滿身都有路易威登的商標，引來了路易威登的抗議，認為展品損害了奢侈品的形象，因為它們是由仿製的LV産品製作的。在路易威登看來“Batta Mon”的雕塑意味著對仿製商品這類非法貿易的贊同。這是一個不同的解讀的問題，藝術家和商業集團和著名品牌之間發生了矛盾，可悲的結果是，神戶時裝博物館在收到路易威登的抗議後及時撤下了這件展品，博物館的負責人解釋説，目前還不清楚這是否涉及對註冊商標的侵犯，但移走作品是為了避免法律糾紛。而藝術家 Okamoto對博物館的屈服很失望，認為“很荒謬，怎麼能把Batta Mon這樣的藝術品算作山寨的商品”？
這還了得，如果按照路易威登的邏輯，王廣義的《大批判》中不僅有可口可樂，而且還有很多名牌，都來談“涉及對註冊商標的侵犯”，當代藝術不就完了。顯然，新問題又來了。不過，新問題沒有老問題那麼可怕，尤其是在中國。置之不理是萬全之策，儘管其中潛藏著許多問題。如此，保護的是藝術家，所以説，藝術家在中國是幸福的。但是，藝術家要自重，如果完全是個人挂帥而忽略了社會整體的價值取向，那麼，帶來的問題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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