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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北京民眾在街頭用照片和鮮花悼念中國當代繪畫大師吳冠中吳冠中。吳冠中，1919年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1942年畢業于國立藝術專科學校，1947年到巴黎國立高級美術學校，1950年秋返國。先後任教于中央美術學院、清華大學建築系、北京藝術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繼齊白石、徐悲鴻、劉海粟等之後，吳冠中成為中國當代畫壇的又一位大師。 中新社發 富田 攝
藝術何為？
——祭畫者吳冠中
他的一生獨鍾藝術這一件事，除此無任何愛好。他視畫畫的形式之美高於一切。然而在“內容決定形式”“一切為政治服務”的年代，“單純地畫畫”幾乎是不切實際的奢望，在與體制和政治環境無奈的糾纏中，他執拗而孤獨地遵守著內心的“藝術之美”
六十年“非主流”畫者
吳冠中並不是故意要跟體製作對。他只是覺得在法國那麼多年，想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讓大家知道。在那樣的意識形態下，他的藝術不可能成為主流，體制就沒那麼吸納他。”
北京蒲黃榆地鐵站門口有一片極為嘈雜的路段，小販把仿製的LV包擠滿便道，荒腔走板的歌手在為商場開業吆喝，穿過這段滿是果皮和痰跡的街道，向左一轉，是一片建於2000年左右的小區，樓房外墻斑駁，沒有保安更無須登記。走進去，涼麵攤子前坐滿喝啤酒的房産仲介，有老人在樓下遛狗，問他們，“知道吳冠中住在這嗎？”他們回答説，“哦，那個畫畫的，死了吧？以前看他有時候在這溜達，總有來錄影的。”
這是6月26日傍晚，小區一如既往的平靜。居民們從報紙上知道，前一天深夜，自己的鄰居吳冠中去世，在悼念的報道中，他被稱為“大師”。
難以融入主流的法國留學生
走進樓內，樓道狹窄，電梯逼仄，只能勉強容下五人。吳冠中家門緊閉，屋內安靜。他的大兒子開門問明記者來意，頗有些為難，“我母親身體不好，她還不知道。”客廳墻壁上挂了一張吳冠中的黑白照片，前面有些鮮花。
吳冠中的夫人在臥室問，“誰來了？”兒子們就走進去説，“有人來照相，沒事。”把老人再哄回屋內。這位陪伴吳冠中走完一生的老人，因腦血栓時而清醒時而糊塗。到此時，她仍以為老伴還住在醫院。
逝者生前工作過的清華大學發出訃告，稱吳冠中為傑出藝術家、藝術教育家，並提及了他的中共黨員身份以及政協常委的頭銜。這是“組織”對於吳冠中的蓋棺定論，但六十年前，吳冠中回到中國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體制與這位畫家之間似乎一直缺乏潤滑。
1950年，經過多日考慮，公費赴法留學已4年的吳冠中決定回國。那年他31歲。對於新政權，吳冠中和其他留學海外的年輕知識分子一樣，嚮往中混雜著恐懼。
經香港回到老家宜興不幾日，吳冠中就急忙奔赴北京。教育部歸國留學生接待處設在西單舊刑部街，這是為留學生聯繫工作的部門，也是吳冠中進入新體制的第一個必經站。首次到京的吳冠中看到了自己想像中的故宮和紅墻，也看到了“行人如蟻，一律青灰衣衫。”他感覺自己的西裝革履殘留著太多法蘭西的氣味。報到完畢，他直接去往東安市場，買了一套藍布制服，換下西裝，“才可自在地進入人群。”這個微小的細節成為了某種預兆，從此，吳冠中開始努力與體制磨合，但始終不得要領。
最初，吳冠中本想投奔當年任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今浙江美術學院)院長的劉開渠，回到杭州母校任教，但在北京友人家中意外碰到同學董希文，兩人敘舊的第二天，董希文挑選了幾張吳冠中所作人體油畫帶走。十天后，董希文將畫還回，並告訴吳冠中，“中央美術學院已經同意聘用你。”
彼時，央美由徐悲鴻主持，因其一味主張寫實，所以與杭州係學生水火不容，而吳冠中自法國時便看重繪畫形式美，他問董希文，“徐悲鴻怎能容納我的觀點與作風？”董回答，“今天是黨掌握方針和政策，不再是個人當權獨攬。”吳冠中於是答應入職央美，但他並不知道董希文此話的意義，也更不了解，自己受聘還需黨委通過。
吳冠中全家來到北京，租住了兩間平房。他教一年級某班素描，如今的美協官員靳尚誼、詹建俊等人都在這個年級。和吳冠中預想的一樣，學生們忠於理性寫實，他在課上開始鼓勵差異，啟發個性。但這一套並不為所有學生接受。那時，新政權剛剛建立，文化藝術被當作穩定政權的工具和武器，連環畫、宣傳畫是美術的重頭，蘇聯式的寫實為正路，而強調形式美則是資産階級文藝路線。在學生們將蘇聯的列賓奉為偶像的時代，吳冠中堅持在課堂上向同學展示現代主義的畫冊。
與吳冠中交往近三十年的批評家賈方舟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説，“客觀地講，吳冠中並不是故意要跟體製作對。他只是覺得在法國那麼多年，想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讓大家知道。在那樣的意識形態下，他的藝術不可能成為主流，體制就沒那麼吸納他。”
不入主流的吳冠中經常做出一些自己事後都認為“荒謬”的舉動，比如，他喜愛自己班上一位極有靈性的學生，但那位學生積極參軍，吳冠中十分惋惜，還勸阻其不要去。事後他回憶説，“這樣的教師早晚要被趕出課堂。”
“逼上梁山”畫風景
吳冠中並沒有被真的趕出課堂，但他很快就以另外的方式見識了課堂以外的政治。新政權決定規訓這些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吳冠中被編入高校教師土改參觀團。
在湖南，他終於親見了階級鬥爭的陣勢。有與他同去的畫家很快畫出了表現“土改”的作品，吳冠中也開始努力向組織的要求靠攏，他在北京街頭遇到一位很入畫的北方農民，將其請到家中作為模特，畫中，他為農民畫了大紅花，還讓一個孩子趴在其肩頭。他還給作品起了一個具有時代性的名字《爸爸的胸花》，以此來描述土改後農村參軍的景象。但是這幅作品仍被定性為強調形式，多次修改均不合格。自此以後，吳冠中逐漸萌發了畫風景的念頭。
“像一棵樹，長的時候有石頭壓著，就從另外一個縫裏鑽出來。”批評家賈方舟這樣描述吳冠轉机畫風景的原因。多年之後，吳冠中自己稱改畫風景為“逼上梁山”。
吳冠中在央美前後只工作了兩年。第二年初始，文藝界整風日盛，對於美術界講究形式美的“形式主義”被堅定地上綱為“資産階級文藝思想”。在一次全院教師大會上，院長徐悲鴻發言，“自然主義是懶漢，應打倒；形式主義是惡棍，必須消滅。”吳冠中也明白自己在中央美院恐不會長久。
果然，不久之後，央美人事科長致電吳冠中，要其辦理調職手續，清華大學建築系決定聘用吳冠中任教。這是吳冠中第一次調動工作，也從此開始頻頻轉換單位。
油畫專業出身的吳冠中，一心想將西方油畫的神髓傳授學生，卻不得不為建築系學生教水彩。藝術上的不得志卻讓他在政治上覺得輕鬆。多年之後，他回憶央美的日子，將其稱為“擂臺和左的比武場”。
清華建築系的工作相對輕鬆，吳冠中開始有閒暇探索風景畫創作。50年代，風景畫因無法為政治服務而極不入流，但因周揚一句“風景畫有益無害”，而讓吳冠中看到了政治上的安全地帶。彼時，知識分子不得不隨時瞄著政治的眼色，梁思成在清華大學開講中國建築史第一堂課的時候，第一件事是掏出一個小紅本，向大家聲明“這是我的工會會員證，我是工人階級了。”而吳冠中正坐在下面旁聽。
清華大學的工作不及三年，吳冠中再次面臨工作變動。那時他仍然想回到真正的藝術圈，與此同時，北京師範大學圖畫製圖係準備改為美術系，需要聘請專業教師。其系主任衛天霖的藝術主張被認為屬資産階級印象派，也因此衛天霖對吳冠中十分賞識，力邀其加盟。不久，美術系與音樂系獨立出來合併成為北京藝術學院，衛天霖成為主管美術的副院長。
受到賞識的吳冠中將此次調動視為難得的機會。他再次將中央美院時期批判過的美術理論搬上課堂，給班裏學生偷偷看西方畫冊，開講形式美。同時，他也一直為自己的風景畫尋找出路。
經過思考之後，吳冠中決定到井岡山寫生。井岡山已成革命聖地，到此處寫生既能滿足自我喜好又有向革命靠攏的藉口。而這樣的中間路徑確有成效。人民美術出版社為其出版了一套井岡山和瑞金寫生的明信片。自此，吳冠中的風景畫創作逐漸受到關注。西藏叛亂平定後，美協組織畫家入藏寫生，經董希文推薦，吳冠中也一同參與，並創作了《扎什倫布寺》。“1961年《美術》雜誌發表了那幅畫，現在看應該算他最早的代表作，奠定了文革前他的基礎，那一期雜誌同時發了吳冠中談風景畫的文章，他從此揚名。”評論家賈方舟説。
“誰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
吳冠中在北京藝術學院穩定工作了8年時間。直到1964年，文化部決定在北京藝術學院音樂系基礎上籌建中央音樂學院，其他科系拆散打入其他高校。吳冠中因此被轉到了中央工藝美院。
“張仃很器重吳冠中，點名把他要來的。”吳冠中的好友，畫家喬十光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説。彼時，張仃任中央工藝美院第一副院長。但多年以後，張仃與吳冠中兩位老友因藝術觀點不同也曾一度交惡。
1964年，喬十光研究生畢業留校任教，吳冠中也同時調入學校。喬小吳冠中19歲，很快成為亦師亦友的關係。吳冠中生前出席的最後一個社會活動就是喬十光的個展。
客觀地講，調任工藝美院的吳冠中再一次離開真正意義上的美術界。工藝美院的主修是裝潢和設計，吳冠中只任教基礎課程。但因為該校以設計為主業，對於形式美的探索也相對寬鬆很多。“他私下總會和我説起來形式美的事。他説，藝術家不談形式，就是不務正業。”喬十光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
兩年之後，文革爆發，但吳冠中因此前患上了嚴重的肝炎，無法參加政治運動。也由於此，他在自傳中自豪地寫道，“在我的歷史上決無政治污點”。
“他其實有他的幸運。文革的時候，藝術學院解散，到了新的單位，就溜過去了。”批評家賈方舟説。他曾經教過的北京藝術學院學生早已各奔東西，不可能到新單位對他進行批鬥，而他本人的名聲又局限于繪畫界，之於以設計為主的工藝美院也算不上反動學術權威，逃過一劫。文革中最大的劫難無非是和同事一起到河北農村勞動，養鴨子時被人污衊“毆打一隻鴨子致死” 。
而對於吳冠中來説，更為深刻的苦難是無法畫畫。
“跟他就只能聊藝術，他沒有任何一點別的愛好。”賈方舟説。晚年的吳冠中甚至拒絕過年，去年大年初二，吳冠中一早就來到喬十光家，兩人一起躲在工作室畫了一天畫。“他到晚年對生死、人事看得很透，總有點淒涼的感覺。他很少出席活動，怕見人，怕説那些套話。他總覺得很多人之間都只是勾心鬥角。”喬十光回憶著與吳冠中最後的交往。
對於這樣的性格，無法畫畫似乎是最重的刑罰。直到林彪事件之後，氣氛突然鬆懈下來，吳冠中開始能夠背著糞筐到田地裏寫生。
1978年，在逐漸回歸正常的氣氛中，吳冠中再次發言，他對自己的學生提出“解放美術領域的奴才”，並於第二年，在《美術》雜誌發表《繪畫的形式美》一文，引發激烈討論。1979年是一個轉折的年份，一邊美術界極左的慣性仍在，另一邊已經出現“星星畫會”這樣爭取話語自由的民間活動。此時，吳冠中的發言不可避免地成為新舊思潮對撞的引信。雖然再次遭到批判，但畢竟政治運動的大勢已去，吳冠中當年被選為美協常務理事。這似乎是體制內對其認可的一個標誌。
“1979年到1984年是吳冠中最輝煌的一段。”賈方舟對記者説，“他是憋了三十年，不得不説了。”
1985年的“八五美術新潮”運動將人們的目光吸引到更年輕的一輩藝術家身上，吳冠中被這群熱衷“後現代”哲學的藝術家所忽略。直到兩年後，他的作品以超過百萬元的高價成交，再次被捧為明星。
進入晚年，被體制和市場都視若珍寶的吳冠中卻對雙方都表現得深惡痛絕。他曾多次炮轟“美協”和“畫院”的僵化體制，甚至將過熱的藝術市場比作“妓院”。他曾對賈方舟説起，“我現在就是一塊唐僧肉，誰都想吃一口。”而半個世紀前，他回國後的夢想是“能像唐僧一樣，安靜地譯經”。他的一生似乎像一個無法咬合的齒輪，始終與時代、與政治、與體制、與內心磕磕絆絆。
2007年，賈方舟為吳冠中在798策劃了一次個展，讓許久消失於人視線的吳冠中再次成為新聞話題。實際上，在此之前，吳冠中自己曾偷偷考察過宋莊畫家村和798。此時，他已經將近九十，向故宮、中國美術館等捐贈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而自己仍居住在簡單的兩居室單元內，三個兒子無一人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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