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你認為你的歷史的責任是什麼?
徐:沒有想過那麼大的事,我只能夠説,其實還是每一個個體與社會構成怎樣的一種交換關係的問題。我曾經寫過一篇《給紐約年輕藝術家的信》,信很短,那裏談的是我對價值觀的一個判斷和對作為藝術家與社會關係的一個判斷。就是作為一個藝術家到底在這個社會上是幹嘛的?很多人不太懂這個東西。
趙:你確定是一種怎樣的關係,還是不確定?
徐:是一種交換的關係。就是説你得搞清楚你有什麼東西可以交給社會,而社會可以讓你成為一個你希望的職業藝術家,很多學生美術學院畢業了也搞不懂這個道理。我有時候在分析我自己,為什麼別人花錢買你的作品,或者美術館要展覽你的作品,或者説別人看重你的工作。是這些作品本身嗎?是這一堆紙或者是一堆木頭嗎?是一個鳳凰嗎,或者是種出來一些樹嗎?都不是,真正的價值,也許是通過你的工作和作品,給社會提示了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和思考角度。重要的是這種思維角度和方式有效,或者對人有啟發,而作品只是這種啟示的代表物。
我希望我的工作是帶有基因,帶有種子性質的,能夠自身繁殖。以《天書》為例,《天書》其實在探討作為人類概念最基本因素的文字和人之間的關係,我希望將來的人在探討關於這些領域的時候,繞不過去我曾經的工作。而且我是覺得,人們越來越多的注意在文字上做探討,特別是中國的藝術家。現在很多設計,到一定程度都會遭遇文字的問題。世博會、奧運會標識的設計都是文字。為什麼?因為中國人的思維和中國人的文化的概念,視覺經驗都是和文字聯繫在一起,我們早就進入讀圖時代了。南韓現代藝術家白南準説過一句話,大意是會工作的人就是會做一個盒子,這個盒子就把別人的工作全都給放在他的盒子裏。這也是他為什麼越來越重要,因為高科技藝術、Video藝術越發展,他的重要性就越突出。
杜:他提供了一個範式,所有的東西逃不脫他的框架。他把握住了一個時代的關鍵性的問題、方法或者價值,或者説核心的切入點。
徐:對,而且是帶有未來性。這個並不是他運氣好,碰到了電視這種材料,而是由於他比別人對他所處時代更敏感,更能夠摸到脈絡。但當時,他那代人更多受到身份的影響。我在紐約時,他有時候還在紐約東村一個南韓人辦的Video中心做表演。這個人到了年紀很大的時候還在做特別激進的作品。他的貢獻很大,但是有一次他説,他在美國連前五十名都排不上,他的學生有很多都在MOMA和惠特尼做過大型的個展,直到很晚這些地方才有白南準的大型的個展。
中國人最高的境界就是珍惜自然,是宿命的。
趙:如何看待神性的東西?在做《鳳凰》時你經常提到神性。
徐:具體談神性很難,我覺得中國人最高的境界就是珍惜自然,是宿命的。我身上很多東西是從我母親那學習來的,她出身於一個佛教的家庭,她身上有很多東西凝結了中國人世界觀的核心成分。比如説,她有一種很強的宿命的態度,她接受所有的東西,所以她就可以很坦然地面對一切。
她是特別節約的人,當然那一代人都是這樣的。她才真是現在咱們講的零消耗,低碳生活。我看在上一代人裏她也是最典型的低碳生活。中國人對物質的態度,任何東西都認為是值得尊重的,都是有價值的,物盡其用,使一切東西都成為了不起,這個東西就是具有神性的。
中國人對自然尊重的態度,這是中國人很優秀的部分。對自然不是改造、揮霍和消費的態度,這個對未來環保的概念是極有價值的。
李:這種神性是非常樸素的,不是高高在上的。
徐:真正好的東西都是樸素的。它不會轉換到哲學上去,也不會轉換到宗教、藝術上去,它就是一個樸素的態度,一種生活方式。就像禪學不是一門學問,它就是一種生活態度,這態度珍惜每一個此刻。比如説“雁渡寒潭不留影”、“白馬入蘆花”。“雁渡寒潭不留影”的意思是大雁從這兒飛過去以後,潭裏什麼都不留下。這種態度就是,不要有什麼遺憾,對於未來也不要有任何的負擔,過了就過了。它的價值在於要你懂得最值得珍惜的就是“此刻”這真是一種積極又樸素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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