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運會上的29個焰火大腳印，走出了這位出生於中國泉州的藝術家蔡國強的大眾知名之路，近年來，不斷活躍于各種大型官方活動中的蔡國強，身份也越來越模糊，然而他自身卻陶醉於這樣的不確定性，就像手中持有中國護照，又同時拿著美國綠卡；是東方人心目中的國際知名藝術家，又是西方人眼中利用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火藥在各大美術館、博物館、宣紙上炸出一片中國符號的東方藝術家。昨天，蔡國強在上海外灘美術館的個展“農民達芬奇”的布展現場説：“我的本質就是一個農民，一個亞洲農民。”
蔡國強站在無法下水的“潛水艇”前。本次展覽將有12位農民的60多件發明創造。 早報記者 張棟 圖
停駐于外灘美術館這幢英租界時期ART DECO建築風格的屋頂上的“飛碟”出自農民杜文達之手，它被飛起來的可能性所拋棄，但仍以破舊、頑強的螺旋槳孤獨地向來往的人群彰顯著人類最原始的創造力，“重要的不在於飛起來，而是它不知如何降下。”蔡國強説。這個疑問，以書法的形式題寫于外灘美術館灰黃的外墻上，透過被塵土溢滿的空氣，撩撥著路過的每一個人——我們已經升起來的希望，已經在媒體宣傳中抬高了的公民地位，國家形象，該以何種形式從飛翔的半空真正落到實處？
將於5月4日開幕的“農民達芬奇”藝術展上，有著魚尾巴的飛機、永遠無法下水的潛水艇等等這些由蔡國強收集、購買的12位農民的60多件發明創造讓蔡國強藝術家的角色再度模糊的同時，也將與觀者討論中國個體農民的創造性、中國農民對於現代化的貢獻，以及農民的現實處境等當今最為重要的社會議題。在大都市的美術館場域，蔡國強賦予了這些樸素的對未來的幻想以詩意與浪漫的烏托邦氣息，傳遞著中國農民追尋夢想的資訊。
進入美術館的一樓展廳，首先看到的將是山東農民譚成年遇難的飛機殘骸，這個裝置既是農民冒險家的紀念碑，也提醒人們這些都是真實的，所以有某種嚴肅的力量，開拓未來是有代價的。蔡國強在二樓前廳的墻上，把所知的農民創造者的名字、出生地，及其創造物的分類用水墨書寫，展廳內，50多個風箏，在風扇吹拂中，于空中輕輕飄揚，每只風箏上的投影都講述一個農民發明家的故事，風箏形成了片片白雲。吳玉祿夫婦、兩個兒子和兒媳，把三樓改造成一個機器人的生産空間，觀眾可以直接與他們交流，他們也可向民眾表演他們的機器人。
四五層是挑高中庭，在四樓空間裏，懸浮著五艘湖北李玉明製造的潛水艇，空中懸挂了四架其他農民創造的飛機和直升機，小鳥在空間中飛翔鳴叫，地面種著草地，開著鮮花，向上看去的玻璃天頂外，幾隻小飛碟與天空連成一片，這裡意在創造一種富有詩意的童話般的精神空間。進入美術館隔壁宏大的中實洋行大廳前，安徽農民陶相禮用汽油桶焊接的潛水艇，在冰凍中潛伏，潛水艇入口處插的小白旗上投影著他試航潛水艇的影像。中實洋行大廳裏，農民陶相禮製作了長20米的航空母艦，當很多人都在期待或擔心中國航母的出現時，農民們已經先造了一艘航母，艦身還帶著潛艇。航空母艦內放映著前蘇聯導演史詩般的紀錄影片《我們的世紀》，刻畫了輝煌的太空成就背後，鮮為人知的挫折和個人犧牲的代價。銀行的金庫內則播放羅馬尼亞導演安德烈的紀錄片《脫離現在時態》，敘説1991到92年間，蘇聯和平太空站裏，太空人Sergei Krikalev和同伴們在太空站等待了十個月，這十個月中，派他們上天的前蘇聯已經解體，那個以鐮刀錘頭為國旗的國家不復存在。
這兩部紀錄片與中國農民的探究精神相同，都表現了人類在開拓未知世界中的勇氣和艱辛，國家力量與農民用自己的小錢所付出的共同努力是一樣的。而前蘇聯極權力量主導的國家行為，與中國農民的個體活力，又形成了極大的反差。
①農民們在一起搬運飛機
②屋頂上的“飛碟”出自農民杜文達之手
③美術館外墻上寫著“不知如何降下”的“標語”
對話
“很感動，和童年趣味有關”
早報：哪一件是你收藏的第一件農民發明？你怎麼找到他們的？
蔡：進入21世紀以後，就經常看到關於農民發明的報道。剛開始只是感覺好玩，後來在2004年底，我看到安徽農民李玉明製作的霞光一號潛水艇圖片，被天趣的造型所感動，於是開始和他聯繫，在2005年2月就收藏了這個潛水艇，這是我農民創造物收藏的第一號。農民發明家之間也有互相崇拜，會互相聯繫。
早報：你買這些農民發明時有沒有標準？
蔡：有三個標準，一、很藝術性；二、不藝術但是這件事讓我感動，未來派；三、特別窮，但農民依然積極，在他的堅持下，説不定哪天他就真的成功了。
我沒有對作品進行實質性的改造，而是讓農民自己裝，構造新的時空感。這些都跟我童年的趣味有關係。在東北我還買賽車呢，都與速度夢想幻想有關係，小孩子對會動的東西感興趣，被會動的東西感動，我從不掩飾自己長不大、不成熟，很享受這個不成熟。
早報：您的身份很模糊，官方合作讓你具備了很多藝術家無法做到的條件。
蔡：奧運會與張藝謀合作要考慮很多，這個作品比較輕鬆。我在這個作品中也模糊了自己的身份，我到底是藝術家、策展人，還是收藏家？都有。
從2001年上海APEC焰火計劃，到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讓人印象深刻的“大腳印”，再到國慶60週年慶典的“和平鴿”和“網幕煙花”，無一不是誕生於大城市的“官方作品”。我整天做著與大城市有關的項目，離土地漸行漸遠，那讓我有非常不真實的感覺，這次的作品以個人身份進行，我試圖與世博會保持距離。
在我們國家，只有政府的集體力量才能讓主流概念上體現幸福感，官方身份幫助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為個人做點事，也為國家做點事，沒有政府的力量很難達成對農民的關心，對個人的關心。
早報：你的“海歸”身份對創作有影響嗎？
蔡：我和魯迅、郭沫若所處的時代不同，那個時代在海外留學是默默無聞，是去學習的，而我們是去打天下的感覺，很張揚。在日本，他們做的藝術品很有距離感，作品不是直接把社會問題搬給你看。
我覺得自己不是海歸，我其實沒有真正離開過。東方的哲學有很大的包容性，包容時代變化，也包容自己的矛盾。西方是解決矛盾，藝術家成就也高，而東方把矛盾本身的許多東西呈現給我們看，卻不提出解決的方案。我用作品來表達矛盾，表達搖擺，東西之間的搖擺，左右之間的搖擺。
早報：你如何看待沒有實施的作品？
蔡：我用爆炸對美術館內部進行了重構，甚至想用爆炸移動美術館的位置，但那個作品沒有成功。大家看到的作品都是能夠做成功的，比如空中燃放的煙花，而做不成的作品就是漆黑一片的天空。很難説哪一個更好，漆黑的天空回味無窮，我會經常想到它。
早報：如果不做藝術家，您會選擇怎樣的生活？
蔡：在農村，農民可以種一點菜、養雞養鴨，一到城裏，失去了土地，也沒有城市的資源。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農民質樸的本質也可能會逐漸消失。
我有一個20歲的孩子，一個6歲，是一個老婆生的。我每天都給孩子講自己編的故事“小魚嘟嘟和她的書包”，講一個女孩子的豐富多彩的人生經常給她將故事就像一個固定的電視連續劇，她欣賞我的胡編的想像力的無邊無際。
如果我不做藝術家，我會去做一名園丁，種花、種樹、弄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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