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3月20日的《美術報》第6版刊登了吳為山先生的《文化交流要有大國思維》一文，讀後初覺慷慨激昂，振奮人心。但細細一想，似乎又覺得有些問題，特提出與吳先生商榷。
吳先生在文中雖也提到了“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只有秉承文化自覺，進行平等對話，我們才能找準文化發展的方位。”但是綜觀通篇文章，卻是在講如何以“大國思維”來“注重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大力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和競爭力”。
文化這種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社會産物，其本身必然是伴隨著具體的物質産品的傳播而傳播，反之文化對於具體的物質産品又能夠産生促進或抑制的作用，二者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又相互統一為一個社會的整體形象。
説到底，搞文化的人能有“大國思維”，是因為搞物質生産的人有了“大國思維”，也就是中國的綜合國力大大提升了。這種“大國心態”確實能讓每個國人覺得理直氣壯、豪氣幹雲。但是當文化落實到“交流”二字上，最基本的一個原則應該是“平等”。試想，如果參與交流的各方在交流之前就已經被分了大小，那這個“交流”由於先天的不平等就已經變成了灌輸和被灌輸，失去了平等作為基礎，還談何交流？可惜的是，世上卻並無真正絕對的平等，世界各民族、各國家在物質生産力上的差別就決定了不可能有絕對的平等，就好比人有貧富一樣自然。那麼，在“交流”上落實平等就只能依靠“尊重”，通過對不同文化的尊重來構建平等，就好比通過“尊重”實現人和人之間在人格上的平等。而這種尊重是不應該以“大國”還是“小國”為參照標準的。
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本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是會隨著經濟、政治、科學等諸多方面的交流自然地展現出來，只要保持平等、開放的心態去面對就足矣了。中國歷史上最為興盛的大唐時期，也未曾見有多麼高明的“文化輸出”政策，在八方來朝的一片驚嘆和羨慕聲中，大唐文化早已借著唐三彩藝術、李杜的詩篇，借著無數大唐出産的各種寶物傳遍四方了。而當代美國文化的傳播，不也依靠著電影大片、麥當勞和可口可樂？
在這種以人的主觀意志去推動文化傳播的想法和那些“要麼是拿著祖宗的遺産招搖過市，要麼是爆發戶一樣附庸風雅”的行為催生下“大”起來的“大”思維，其實還是一種“小”心態。
隨著當下科技的發展，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距離越來越短，文化間自然而然的交流更加頻繁，我們既不能通過阻止其他文化的輸入而割斷當代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也大可不必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做那種“有意識地”文化輸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文化與文化之間的交流，在真實世界中一刻也沒有停止。
所以，熱衷於搞這種輸出目的的“交流”，可能正顯示了本不充足的自信。吳先生的文章似乎該改作《文化輸出要有大國思維》更為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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