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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
文化不能都産業化
“美國有一個官員，別人問他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會不會感到恐懼？這位官員説不恐懼。因為中國人的軟實力不行。”這是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接受《中國經濟週刊》記者獨家專訪時舉的例子，馮驥才當下的憂心絕不亞於對文化遺産的保護那麼迫切。
馮驥才以小説成名，而進入公眾視野是1993年。當時，天津正在搞大規模的現代化城市建設，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一些經歷風雨滄桑的文化遺存或將消失。憂心如焚的馮驥才聯絡了許多專家，用了兩年的時間，拍了3萬多張照片及影像資料，出了4本大畫冊。他把這些畫冊送給政府官員，每送一套，都要在扉頁上寫下這樣一行字：這是你心愛的土地。做這一切都是自掏腰包。甚至為了挽救一些文化遺産，他還出資買下。由此，馮驥才因保護文化遺産而成為明星人物。
2003年後，馮驥才的大部分時間是往鄉村田野裏跑，為的是保護民間文化遺産。有時路遇暴雨，他便腳上套著兩個塑膠袋，深一腳淺一腳的繼續前行，摔了跟頭，淋得像只落湯雞，渾身上下都是泥湯，走進村裏，誰也不會想到他就是民進中央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
民間保護資金哪來？為了籌集民間文化保護資金，馮驥才是夜以繼日地畫畫，硬把手背上畫出一個大包來。30余幅畫拍賣所得的百萬元，設立了一個民間文化基金會，迄今為止，馮驥才靠賣畫積累捐助了數百萬元用於文化遺産的保護。
文化産業化在當今已成為發展文化的潮流，但是馮驥才所做的與文化産業化相去甚遠。在他的眼裏文化産業和文化産業化有著根本的區別。文化産業是現代社會的新興産業；而文化産業化是對文化的無知。在保護文化遺産的同時，他一直在思考：“中國人富了怎麼生活？”“中國富了怎麼辦？”“如何提升中國的軟實力？”等等，這些與文化相關的深層次問題，常常讓他陷入沉思。但讓他感到十分欣喜的是，今年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文化有一個論述：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一個民族真正的力量的決定性因素。文化深刻地影響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
他説：“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國家總理正面的闡述了文化的定義。正如總理所説，沒有先進文化的發展，沒有全民族文明素質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實現現代化。
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馮驥才一直沒有停止腳步。
“我一直堅持做兩件事。第一件事是形而下的，到田野第一線去了解最實際的問題。第二個是形而上的，思考一些戰略性的文化理論的問題。我覺得，我有責任做這些，我也熱愛這樣的事。一個人和自己的民族文化融為一體，是幸福的，特別是和文化的命運連在一起，更是幸福的。”馮驥才説。
“文化大國的氣質不能丟”
《中國經濟週刊 》：現在各地都在申遺，這對文化的保護是不是好的現象？
馮驥才：不是。現在許多地方的申遺並不是認為文化遺産特別寶貴，要把他們保留下來，使其傳承，而是為了金錢，為了GDP(國內生産總值)。就像有的人對待曹操墓，並不是考慮曹操墓被發掘出來，會給社會帶來多大的精神文化價值，而是首先想到4.5億元的産值。用財富價值來衡量文化價值，這是我非常擔憂的。
過去所有歷史的考古發掘都是在完全封閉的情況下進行的，在挖掘當中，媒體是不能進入的。只有在全部整理完了以後，經過甄別、鑒定、論證，最後形成一個結論，再向社會公佈。現在媒體亂炒，還説是全民監督考古。有幾個人懂考古，怎麼監督？媒體製造的只是賣點，説到底就是為了錢。
《中國經濟週刊 》：用GDP來衡量文化價值，是否合理？
馮驥才：中國目前全民皆商、拜金主義、甚至有暴發戶的心態和形態在滋長。我説的暴發戶有幾個特點：第一是誇富，第二是揮霍，第三是洋洋得意。在這樣的價值觀下，我們的文化只有變成了錢、變成了GDP才有價值。但是世界上有比金錢更寶貴的東西，凡是用錢買不到的都比金錢寶貴，比如健康、愛情、才華等等。
《中國經濟 週刊》：對於崛起中的中國，從文化的視角來看，我們應該怎麼做？
馮驥才：歷史上，我們中華民族富過，比如漢、唐、明三朝，那時我們的GDP世界第一。但中國是文明古國，書香門第。書香門第再富，也不能浮躁，應該是沉靜、從容、大氣、平和的，應有其境界。這是文化大國的氣質。不應該有了錢就狂了、瘋了，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目前中國正在迅速富裕起來。在這個時候，必須要考慮兩個問題：一個人富起來了怎麼生活？一個國家富了怎麼辦？
總理講過，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沒有文化，人就沒有精神追求，就空虛。文化決定著全民的素質。如果我們把文化也變成錢，那麼就等於犧牲了全民的高素質來換取高額的GDP，最終的結果就是讓低素質的人們來揮霍GDP，這就是惡性迴圈了。我們要實現現代的、富裕的社會，必須是兩個富裕加在一起，一個是物質的富裕，一個是精神的富足。
“有些文化做精做細是最大的強”
《中國經濟週刊 》：文化産業是帶動GDP增長的，是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産業化？
馮驥才：文化産業是謀取經濟效益的，是具有經濟效益的，它是産業，搞得好，就會促進GDP。但文化不是謀求GDP的。只有一部分大眾消費文化能進入産業，能産生GDP。比如，動漫、網遊、圖書出版、電影等等。文化産業是20世紀先由美國提出來的，然後蔓延到世界各地。文化産業是現代工業社會和經濟社會，特別是全球化時代産生的一個新型的産業。它有兩性：一個是文化的性質，是精神性；一個是經營性，能夠獲得利潤。
這裡有一點需要講清，文化産業首先是産業。聯合國對文化産業的定義是：1、工業化標準，就是按照工業化的標準生産；2、産品經由市場行銷；3、文化産業的産品對像是大眾文化消費者。
也就是説，能夠按照工業化標準生産並提供大眾消費的文化，才能進入文化産業。有些是不能進入産業的，凡是個性化的藝術創作，以及絕大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産等等，都不能産業化。它們不同於動漫和圖書出版，産業化只能對其産生破壞。
比如作家，作品可以進入市場，但其追求卻不能進入市場。作家不能為了多賺錢而迎合讀者，這樣就喪失了作家的精神追求，創造獨特的文本文字是作家最重要、最崇高的精神追求，這個追求如果進入市場，作品只能品質較低，不會産生好的作品。
所以，把文化做大做強的概念就需要斟酌，因為有些文化根本不可能做大做強。應該説文化主要是做精做細做深。
《中國經濟週刊》：哪些文化要做精做細？哪些要做大做強？
馮驥才：一個民族的文化應該是金字塔形狀的，要有塔尖。比如五四運動，高峰就是：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沒有他們，五四運動就很平庸無奇。如果俄羅斯沒有托爾斯泰、柴可夫斯基、列賓 這樣的藝術家，也不會成為世界文化大國。從唐詩宋詞一直到《紅樓夢》，就是我們文化的高峰和經典。
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化經典，因為它彰顯了一個民族文化創造的高度。所以我認為，當代的文化最重要的是金字塔的塔尖。站在塔尖上，應該是這個時代的大師和精英，還有一些國家級的、世界級的文藝團體和文化機構，全民都應看得見，就像法蘭西藝術院、德國愛樂樂團、莫斯科芭蕾舞團那樣，都是在一個民族精神文化塔尖上的。這個峰頂與塔尖也恰恰是對外交流的主體。
現在，因為我們沒有這樣一個清晰的文化塔尖，我們也沒有去把這個金字塔拉起來，結果老百姓看到最惹眼的一定是小瀋陽。但是，沒有哪個國家是拿“洋瀋陽”來對外交流的。他們首先拿的還是愛樂樂團、帕瓦羅蒂和歷史經典，因為這是世界最好的。所以，我覺得一個民族的文化，關鍵還是塔尖。它在民族的精神和靈魂中、在提升社會文明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化産業作為現代的新興産業，我們不但要做，還要做大做強，做大做強是一種産業觀念，但決不是産業化。“化”就會超越界限，把不能産業化的文化都變成賺錢的工具，這是對文化的無知。這兩個概念如果不分清楚，就亂了。文化産業化跟前幾年的醫療的産業化、教育的産業化的問題是一樣的。教育的産業化帶來很多問題與惡果，現在已經嘗到了。
“一個國家沒有文化層次是不行的”
《中國經濟週刊》：如果所有的文化都産業化了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
馮驥才：後果就是，我們的文化不可能有高峰出現，它會向娛樂化、平庸化發展。現在我們的文化已經出現這種扁平狀的現象，這裡説的是一切市場化、商業化和産業化。
當然，從積極的方面，我們還要看到汶川大地震那麼大的破壞、那麼大的困難，我們還是能夠戰勝的，這證明我們民族是有軟實力的。這些軟實力來自於我們的傳統，從古以來的精神遺産，優良的傳統也屬於我們核心的價值體系。
《中國經濟週刊》：那麼文化低俗化的問題該如何解決呢？
馮驥才：第一，國家要建立文化戰略。應該有一個立體的金字塔結構，國家要養育這個金字塔的塔尖。比如設立文化的榮典制，法蘭西和日本都有藝術院士。我國在科技領域中設有院士，但人文領域中連一級教授也沒有。重理輕文，緣自過分看重經濟的作用，忽視文化的價值。國家還應該給那些重要的、能夠標誌中華民族當代的文化最高水準的機構，足夠的經費支援等等。
第二，國家要幫助這些文化團體創造學術氛圍。現在人文領域中的學術界十分稀薄與模糊，文化與藝術批評多為社會媒體的輿論來代替。作品的優劣沒有學術思辨，沒有學術權威，這些事情應鼓勵文化團體來做。改變這些團體行政化與非學術化的現狀。
第三，就是要把媒體文化版面和娛樂版面分開。現在很多報紙叫文娛版面，文化娛樂版面都混在一塊了。其結果是娛樂覆蓋文化，媒體應該把版面分開、把層次分開。一個國家沒有文化層次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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