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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 本報記者鐘剛攝
《國學研究院》，2001年。這是陳丹青在清華大學任教5年裏唯一的大幅作品，畫中5人分別為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五位學術大師，
“10年過去了，我看見了我所看見的。”陳丹青用一句有些虛無卻也不無深意的話，總結了他回國的十年。
2000年後，從紐約回到北京的陳丹青，先是進入清華大學，後因不滿招生制度而離開；之後連續出版多本隨筆集，成為有影響力的暢銷書作家。而他在公共場合的言論，也屢屢成為媒體的焦點，並引發藝術界的爭議。這個月，他的新作《外國音樂在外國》就要出版了，這本書和他的“本業”一點關係都沒有。
“談論藝術的氛圍，早就喪失了”，陳丹青對南方都市報記者説“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沒有魯迅時期的語境”。
從畫畫到寫作，從藝術家到“公共知識分子”
為什麼你在倫勃朗的畫面前哭？
十年前，在2000年1月《藝術世界》“與陳丹青交談”專欄上，一位讀者問陳丹青，“為什麼你在倫勃朗的畫面前哭？”
在同一篇專欄文章裏，還有一些怪異而有趣的問題，比如“為什麼剃光頭？為什麼穿中式服裝？是否信佛？”“你認為你是一個平凡人麼？”“藝術家需要教父嗎？”陳丹青均耐心地一一作答，以致他的朋友生氣地質問他：“這樣淺薄無知的問題，你也居然有耐心回答！”
這是陳丹青回國後在刊物上的第一次亮相。專欄開始沒多久，陳丹青就接受了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邀請，作為“百名人才引進計劃”中的一員，成為該校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是“當代架上繪畫與圖像文化比較研究”，並兼任本科生教學以及每年給各係學生的公共選修課。
接受這一教職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在公眾視野中的畫家形象。
2001年的11月11日，陳丹青在專欄文章中，激烈地對人文藝術學科的英語招生制度進行了批評：“中國自‘五四’前後創辦藝術學院迄今，八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的藝術學院從未像今天這樣臃腫龐大，像今天這樣充斥辦學的教條”，“藝術學院外語考試的苛政實施有年，貽害眾生，實已積重難返”。
在《與陳丹青聊天》一書的序言中，陳丹青解釋説，“忽然對準外語考試破口大罵，實在是從氣悶的學院伸出腦袋，做做深呼吸。”
在政治與外語分數絕對優先專業成績的制度下，長達4年陳丹青都無法招到一名碩士生。2004年10月，陳丹青提出辭職。在辭職信中，他寫道：“我深知，這一決定出於我對體制的不適應，及不願適應。當我對體制背後的國情有更深的認知後，最妥善的辦法，乃以主動退出為宜。”
隨後，陳丹青接受大量媒體採訪，在後來出版的《退步集》一書中，他將辭職信“高調”收進該書中。此後，陳丹青在上海的某個講壇上也坦陳：“其實在批評教育時，我也有虛偽的一面，我只對政治英語開炮，如果在其他方面再作批評的話，就要得罪我的很多朋友和老師。”
陳丹青的批評和出走，贏得了不少喝彩，但他所批評的制度，並沒有發生任何實質的變化，英語和政治成績依然是入學的重要考核標準。“這個問題之所以是問題，主要在於領導水準，很多大學的領導不懂美術教學的規律”。2009年12月，談及陳丹青的出走，曾任職廣州美術學院副院長的楊之光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採訪時説。
從畫畫到寫作的轉變
離開學院後的陳丹青，2004年在上海藝博畫廊舉辦了近年來的最後一個展覽：“感覺記憶”藝術展。陳丹青的展覽記錄到此戛然而止。畫家陳丹青成為談論魯迅的“專家”和暢銷書作家，繼《退步集》出版後，《退步集續編》、《荒廢集》等書也相繼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寫作使我從只顧畫畫的癡態中睡醒來，醒在自己不同的書中，暗暗驚訝域外和家國怎樣深刻地改變並重塑一個人。”在2007年《紐約瑣記》的修訂序言中，陳丹青解釋自己由“畫”到“寫”的轉變時説，“二十多年前，我蓬頭垢面去紐約，自信為了藝術；是《紐約瑣記》通知我，假如內心的經驗欲以言説，可以試著寫寫”。
“在繪畫裏，我只做到了結束‘文革’，但用寫實的筆觸去描述當下，我做不到，因為我意識到自我的斷層。”在一次對談中，陳丹青坦承。
從陳丹青2000年回國到今天，這十年間，藝術創作的環境也已發生變化，在國際拍賣市場上屢屢創下天價拍賣紀錄的當代藝術家張曉剛、王廣義、岳敏君、方力均被稱為“F4”，他們已成為有市場標桿作用的藝術明星。“我為什麼要辦個展？畫畫是為了辦展覽嗎？我確實無意談論藝術。我在這裡看見的藝術，背後都是別的事情，出於別的原因。誠實的，有興味地談論藝術的氛圍，早就喪失了。”陳丹青對記者説。
要藝術家拯救社會，是大不幸
2009年年底，中國當代藝術院舉行掛牌儀式時，受邀發言的陳丹青稱當代藝術院的成立是當代藝術的“被招安”。這一“直言”在藝術界立刻引發了爭議。陳丹青表示，“平心而論，過去二十年，中國式的當代藝術有效拓展了表達的方式與空間。中國當代藝術與體制的關係，只能是目前我們看見的那樣，混在一起玩玩，彼此利用，彼此塗抹，分享一些好處。我們需要時間，別指望它會像歐美國家那般自由而獨立。”
在“招安”一説出來後，陳丹青也遭到中國美術學院教師邱志傑的質問：你這幾年為藝術做什麼了嗎？
藝術家劉小東是陳丹青多年的朋友，他認為：“丹青是一個敢作敢當的人，不僅説到，而且也是那樣做的，他對自己的言論、行為負責人，誠實而有才華，他的文字如同他的繪畫一樣充滿了魅力。複雜的社會給丹青的衝擊大於藝術，他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是一種不同於繪畫的表達方式。”
陳丹青在《紐約瑣記》中解釋了自己對藝術的理解：“我現在不願僅談藝術，因這話題似乎愈加狹窄貧薄了———在所謂風格、手法、主義、觀念的背後，我認為還有別的話題在。我們為什麼要來畫畫？所謂‘藝術家’是怎樣的‘人’？這種‘人’在今天的文化環境中究竟是哪種角色？”
不過，陳丹青並不認為自己就從此成為了“公共知識分子”，可以擁有拯救社會的能力。“如果公眾居然期待藝術家來改變現狀，那是社會的大不幸”，陳丹青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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