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璜生
在美術館行業滾打了這麼多年，無論客觀的現實還是現實的可能性如何，也無論如何心存高遠或心灰意懶，總覺得做事最關鍵的是要從實際出發。因此，我常想到與美術館建設相關的四方面“意識”。
美術館的自主意識
中國的美術館存在著很多先天不足和社會基礎薄弱的問題，尤其在一個被稱為“資訊時代”的當下，美術館既被時代推著走，也在時代中扮演它獨特的角色。
美術館普遍地存在自主意識不足的問題。大的問題如下：沒有學術方向和定位；沒有展覽品牌；沒有學術品格、路徑和立場；沒有公眾形象等等。小的問題可概括為：沒有主動接受和處理資訊的方式；沒有轉化資源的能力；沒有基本的外部形象等。
美術館必須有自主意識，它既不能以定勢思維來過濾或簡單化地處理紛繁的資訊，又要有獨立立場，提出問題，構造新的資訊資源，揭示問題，共構意義。美術館應該有目的、系統地構造自己的資訊資源，生成自己的資訊話語系統，産生影響力。這樣，美術館就不會被動地或簡單地處理展覽及學術活動，找到符合自身學術形象的選擇，體現美術館的自主性。
美術館作為一個不斷使用圖像、製造圖像的機構，應該用圖像來組織表達話語系統，讓圖像自身獨立思考和説話。圖像因之産生的力量和思考的指向，將構成與社會互動的意義，建立學術自主性，使得美術館對當代文化作出自己的表達。
美術館的史學意識
國內外美術館的基本功能大致一樣，都是圍繞收藏、研究、展覽陳列、教育服務等基本功能開展工作。同時，每個美術館都有學術定位和形象定位，以此作為工作目標並建立形象和風格。這是大的框架。如何去做，以何種態度、何種方式來運作，實現其目標定位，更為重要。我認為，實現的關鍵是具有“史學意識”。
美術館應有時間和認知的距離感，退開一步，靜觀歷史。因為，美術館具有博物館性質，有責任對沉澱下來的文化進行清理、收藏、研究，重構它當下的意義，使其成為當代史的一部分。這種“史學意識”體現在以當代史的眼光來認知和重構歷史，即克羅齊所説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史學意識”體現在主動參與當代歷史的建構，推動當代史的發展。“靜觀”“距離感”並不意味著退縮、回避，梳理歷史是為了從歷史中獲得一份現實的借鑒，從而産生參與和推動當代史的熱情與責任感。“史學意識”要求對待歷史（包括當代史）必須具有“學”（學術、學理、學科）的含量和目標，從理論的高度來描述歷史，並將一些歷史經驗總結、分析，提升到理論的層面。不是簡單地、平面地描述歷史，而應該是闡釋歷史。
配套的研究與編輯出版工作相當重要，可為相應的專題研究積累歷史資料及檔案文獻。在一些工作細節上，如編輯、設計、文字及插圖、圖書開本等等，都應以“史”的意識作為指導進行具體實施。當然，美術館工作只有“史學意識”是不夠的，當代美術館最終價值體現在“社會教育”功能上，“史學意識”所體現的價值應被落實到公民對文化的理性認識和情感體驗上。
美術館收藏的文化關懷意識
美術館的收藏可以説是美術館最主要的“硬體”。在美術館的收藏方面，我覺得應具有強烈的文化關懷意識。
美術館更傾向於認同具有文化史意義的藝術品或藝術文本，也就是説，收藏和研究的不應只是一個孤立的藝術精品，而是一組與歷史文化相關，與“事件”“活動”“生存狀態”等有上下文關係的藝術文本。當然，藝術精品具有文化文本的意義，它可能是文本濃縮的精華，但是，對於美術館來説，只考慮藝術精品是不完整的，甚至可以説存在著一定的誤區。文化和歷史是一個整體，文化的意義産生於歷史。
美術館的收藏只滿足於藝術史各環節的銜接和視覺的欣賞性是不夠的，收藏除了文化的整體性之外，需要有強烈的文化關懷和文化意識。收藏是以文化的責任收藏曆史。
藏品是靜態的，而對藏品的解讀和使用卻是動態的。一方面是挖掘藏品自身的內涵，一方面延伸和重構藏品在文化場景中的意義。以文化關懷的態度來對待藏品，使深藏于美術館的藏品回到社會，回到歷史。
美術館的公眾意識
近年，美術館從重視“物”逐漸向關注“人”轉向，從收藏、研究“物”到關懷、服務“人”轉向。新型的美術館，越來越多地關注人的問題，關注人和美術館、人和藝術品之間的關係甚至在美術館的空間中人與人的交流等等問題。這可以説是一個關於“文化民主化”的問題，它包括公共文化機構的職責職能、納稅人的權益、社會的民主程度等等，更關係到一個進步而開放的社會對待文化的態度和觀念。如何具有“公眾意識”，如何了解公眾的想法，如何運用相應的方式和手段為公眾服務等問題，就構成了美術館公共政策即公共文化工作的出發點和方向。
美術館公共政策的基礎來自於公眾意識，同時要借鑒理論知識、實際研究經驗，它的直接目的是提高公眾的修養，將公眾與美術館及陳列藝術品的關係調整到最佳狀態。法國作家馬爾羅説“讓更多的人接近藝術作品和精神産品”，我補充為“讓更多的人以最佳的狀態接近藝術作品”。這就是美術館公共政策的實踐和體現。
（作者為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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