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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被遮蔽的美術史

藝術中國 | 時間: 2009-12-23 22:43:35 | 文章來源: 中國文化報 美術週刊

《中國晚期繪畫史》高居翰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8月版

文/湯哲明

我最初知道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是在1990年代初,當時《藝苑掇英》雜誌出版了一期《景元齋藏畫》專輯,他便是這個收藏了大量中國古書畫的“景元齋”齋主。高居翰教授長期執教于西海岸的加州柏克萊大學,善從社會學角度關照繪畫史,其影響因而在某種程度上也超出了單純的藝術史,而及于範圍更為廣大的“漢學”研究領域。

《中國晚期繪畫史》是高居翰研究中國繪畫史的代表作之一,由《隔江山色:元代繪畫(1297-1368)》、《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1368-1580)》、《山外山:晚明繪畫(1570-1644)》和《氣勢撼人:十七世紀中國繪畫中的自然與風格》四個互為因果的分冊構成,時間跨度自元至明末清初。其中《隔江山色》、《江岸送別》敘述了元至明中期,《山外山》與《氣勢撼人》則敘述了晚明至清初的畫史,前兩冊多鋪墊性的伏筆,而後兩冊則多結論性的觀點,盡顯作者的寫作意圖。

元至明末清初是文人畫由逐步成熟發展到高潮,再到盛極而衰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非但歷來是史家爭議的熱點,而且流風所及,至今影響著當代中國畫創作,故一直為人們所高度關注。高居翰分析此段畫史的動人之處,在於他並未像前人那樣站在或輕易肯定或否定文人畫的立場上,而始終是以業餘畫家與職業畫家的兩分為貫穿論述的一條主線,縝密地分析與敘述此一時段文人畫以及職業繪畫的發展。

高居翰筆下的業餘畫家、職業畫家,並不完全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文人畫家、院體畫家,而是緊扣業餘化與職業化相區別的社會學原則。事實上,明代有很多文人畫家,著名者如唐寅、吳彬、陳洪綬等,都有文人身份,但與此同時他們卻也都是職業畫家。至於業餘化與職業化的區別,可以借高氏對文徵明與唐寅、仇英等不同的“繪畫生涯的經濟基礎”的論述來解釋:“區分的標準,主要並不在於畫家是否借畫作來取得利益或財物……而是取決於……畫家是否意在出售,是否接受委託,是否會因為贊助人能夠付出優厚的酬勞或支助,而為其作畫,以及是否任由他人的要求,來影響自己對創作題材與風格的選擇等等。”換句話説,也就是將有意或無意以畫為生計作為區分兩者的標誌。進此,他更將“以畫為樂”、“不為物役”的這一業餘化原則上升到了“主義”的高度。

由元至明,是趙孟頫、黃公望以來“以畫為樂”的“業餘主義”觀念日趨清晰與純粹的歷史,並且隨著影響的逐漸擴大,“業餘主義”文人畫開始與唐宋時作為畫壇主流的畫家畫分庭抗禮。至晚明董其昌南北宗出,令這一趨勢更趨明朗,這不但使傳統畫家畫,還令刻意求工的文人畫傳統,開始趨於邊緣化。

高居翰對元明清畫史這一重大轉折的安排與敘述,顯得極為用心,他借《隔江山色》至《江岸送別》的鋪陳性敘述,完整地呈現了元至明中期業餘繪畫與職業繪畫並存的歷史概貌。在深入探求的基礎上敢於懷疑前人的定論,敢於發現被遮蔽的歷史,才稱得透網之鱗。從這一意義上説,高居翰的這部《中國晚期繪畫史》,至少當得起是一部極富創見的美術史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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