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學視覺與圖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教授，策劃了近日在上海對比窗藝廊舉辦的“水墨?書法：第三種抽象”。記者借此機會對他作了專訪。他表示，重建本土價值是隨著中國經濟崛起與政治強大後很自然的願望，也是中國當代藝術轉型的新方向。但他認為，對此中外批評家、策展人與學者都存在著諸多認識上的誤區。
朱青生的實驗作品
本土價值的認識誤區：
現代化還是西化？
説到中國的“本土價值”，總是離不開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爭論，許多人動輒強調回歸傳統文化，對此朱青生提出嚴肅的警示。他認為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問題上一直存在著認識的誤區，那就是把中國近代面臨的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錯誤地理解為是中西文化的衝突。他指出，傳統的西方文化是在經歷了現代化改造後，才取得國際強勢地位轉而壓迫其他弱勢文化的，因此，這是西方在用現代化否定自己的傳統文化的同時對其他傳統文化的壓迫。中國當時所面臨的歷史課題是如何現代化，而不是如何“西化”。不能將未來發展的先機讓給西方，因為西方也有傳統文化，為什麼西方不保持傳統？在西方為什麼保持傳統的國家都是相對落後的國家？
他認為一味回歸傳統，就是陷入這種認識誤區的表現。對此他提出了一系列質問：沒有經過現代化的傳統價值能否使一個國家富強？中國的崛起是傳統價值的結果還是現代化的結果？有哪個文化可以拒絕現代化嗎？中國是否能夠依靠傳統價值而不靠現代化與周邊強國抗衡？去和發達國家抗衡進而領先於世界？這就是現代化的迫切性。
邵岩 Contend
井上有一 Peaceful
話語權失落：
理論批評家還是實踐批評家？
談到中國批評家的話語權失落問題，親身經歷過80年代中國現代藝術運動、經常參與批評家活動的他表示，他本人不做具體批評，經常不被行內當作純粹的批評家，因此自認可以為批評家辯護。
他指出現在人們所説的“話語權”與這個詞的始作俑者福柯的本意有出入，往往指的是媒體權力。對此他一方面指出批評家並未喪失這個媒體權力，還是有人付錢請他們寫文章，從這一點看並沒有失語，只是缺乏價值判斷的權威和信譽。同時他又承認，這些媒體批評家的影響力遠不如那些藝術市場的操盤人。他指出事實上這些操盤人就是批評家，只是他們不屑使用批評家這個頭銜，他們用各種方式、利用甚至偽造各種數據，製造新聞，操縱媒體，對藝術作品作出評價。這一套系統非常發達，從一級市場到二級市場，在每個收藏家和市場行銷機構周邊都有這種批評的力量。這些市場操盤手進行著實質的藝術批評和判斷，只不過他們更多地注意作品營利的程度，而不是其藝術的水準。對此，他在2007年批評家年會上提出8點建議，其中一點就是建議批評家應該組成行會，公開介入藝術品推銷，獲取收益的份額，加強藝術市場操盤的學術力量，只要不是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
本土價值為新方向：
傳統筆墨還是新筆墨？
“策展是藝術追求的策動人，藝術運動的推動者。”朱青生似乎更注重其策展人的角色。他認為在對比窗藝廊做的新展覽，就是力圖推動以本土價值為新方向的中國當代藝術轉型。展覽的重點既不是書法也不是水墨，而是如何建立一種不同於西方的美學觀的方法來進行創作、批評的系統。他指出，目前不只是中國人在做這個系統的藝術，西方人也參與，如Hans Hartung ,Rothko , Cy Twombly，井上有一，趙無極等。這裡説的筆墨，不是中國傳統的書法與繪畫的筆墨，而是一種新的藝術態度，那是解脫了對客觀事物的描摹後的表現方法；呈現的不是表面的運動，而是深層的價值，以及藝術家的表達能力。他表示，這種抽象，是對西方的蒙德里安、康定斯基等人的第一種抽象與抽象表現主義的第二種抽象的超越。
他認為，當代藝術在中國有三大傾向：第一大傾向是寫實造型和現實主義觀念，出現了張曉剛、曾梵志、方勵鈞、岳敏君等藝術家；第二大傾向是以達達藝術觀念和中國的文化符號結合，出現了徐冰、蔡國強、黃永砯、谷文達等藝術家；第三大傾向就是用中國的藝術觀念和審美經驗，在當代藝術中建立不同於希臘-基督教（西方）傳統的人與藝術的新的解釋。這次展覽是這第三種傾向的嘗試性的展現，體現了藝術家的一個共同的心結，就是重建中國藝術的本土價值。他還指出，上世紀90年代以張曉剛為代表的藝術家成功的關鍵，是他們的作品所凸顯的政治的當代性；而現在藝術家們不可回避要去解決的是審美的當代性。他表示，這個展覽是先做一個實驗，下一步還要推到世界上去，要在英國出版有關的專著。他還透露，展覽也有自己的作品，他本人追求這個方向已經做了20年的藝術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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