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的目的是請別人參與思考
記者：我注意到你也非常注重採訪，這會不會和你以考古學的方法研究當代藝術有關係?
巫鴻：這本書的研究方法和前幾年出版的《徐冰：煙草計劃》比較接近，也是由很多的訪談和材料組成，這種研究的目的不是一下子就撲到最後的結論，而是把結論以前的底子打得仔細和結實一點，爭取能夠把問題展開，把材料儘量細緻的擺出來，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討論。我覺得藝術和勞動的關係，當代藝術家的定位，都是極其重要的問題，如果作品不是完全自己動手的，那麼作者的意義在哪?這些都是很大的問題，想研究深入的話就需要做深層的調查。需要詳細了解藝術家本人的想法，也要了解他的創作過程的實際情況。這種研究方法的強處在於資料性，還有一點就是約請別人一道參與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因此也就會有很多的訪談，訪談就是向藝術家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帶有很強的收集素材的性質。作為一名史學家和批評家，我在這種工作中會儘量把自己的看法往後推一推，不要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話放在前面，這樣我就能把寫書、做研究的目的和素材積累結合起來，為日後從中找出更有學理性的東西做了鋪墊。
記者：你的個案研究牽涉面非常廣，比如對張洹工作室的研究，就涉及作品版權的問題，藝術家與藝術商人的關係以及工作室的管理，美術史研究者應該怎樣在其中找到自己合適的角色?
巫鴻：他的工作室有點類似于一個小社會，有很多不同職責的人，涉及工種、藝術種類也很多。我的調查研究其實是從這個角度進入，以此來考察中國當代美術更深層次的一些問題，比如工作室的資源，它和社會的關係等等。張洹工作室出來的作品，會進入國際美術展覽或藝術品市場，張洹的背景也很有意思，他是從美國回來建立這個工作室的，他為什麼會回來?藝術家是出於怎樣的想法做這個工作室的?我覺得這裡面隱藏著很多有意思的問題。現在的美術，已經不僅是好看與否的問題，它裏面有很多的經濟利益、社會關係和文化價值，所以我們在做研究時，應該儘量把它看得複雜一點會比較好。
記者：工作室的企業化，會給藝術創作以及藝術批評帶來怎樣的影響?
巫鴻：張洹工作室發展成為一個品牌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成為品牌後，它的藝術性就會被削弱。因為真正的藝術品是不能夠大規模生産的，甚至攝影作品也只能做三五張，需要受到數量的限制。油畫基本上都是一件。這與品牌性的大規模生産是不一樣的。一方面一些當代藝術品的創作確實需要有很多人參與才能完成，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能變為機械式的大規模生産。那麼，藝術生産和品牌生産的不同點在哪?怎麼衡量?怎麼定位?我覺得這都是重要的藝術理論問題。目前，工作室的企業化趨向的確存在，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值得鼓勵的現象，因為順著這條路會更加鼓勵藝術品的商業價值。如果藝術家迫於市場、畫廊的壓力進行大規模生産，超過了一定限度的話就會影響到藝術家的名譽和市場價值。藝術家和市場之間實際上是在互相調節的，儘管裏面會有一定的模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