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閎約深美”——南京藝術學院美術學院2009屆畢業作品展在江蘇省美術館開展。
五四新文化運動離我們越來越遙遠，對其評價，無論洶湧澎湃也好，泥沙俱下也好，城頭頻換大王旗、好鬥的文化傳統自此開始也罷，“打倒孔家店”，以及“德先生”和“賽先生”卻是不可回避的幾個關鍵詞。其中“德先生”和“賽先生”，是五四為中國樹立起的兩個新權威，其啟蒙意義，對於中國大眾可謂開天闢地。中國的藝術亦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中揭開了嶄新的一幕。正如新文化運動有魯迅先生為代表，中國藝術各門類也各有其領軍人物，他們如伏爾泰對於法國啟蒙運動的意義一樣，叱吒風雲，即便90年過後，人們還記得他們。以此作為參照物，如今中國藝術既缺乏如魯迅先生一樣的旗手，又風水輪迴一般重新祭起孔孟大旗，儘管中國藝術幾代人艱難曲折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距五四的新文化精神到底走出有多遠，卻值得思索。
也許，權威的喪失，本身就是“祛魅”的過程，是啟蒙應盡的內容之一，文化多元並存，草根文化對於精英文化的造反，説明民主化進程在中國藝術的表現。而孔孟的復蘇，也是對五四西學對於傳統國學批判偏頗的糾正。中國的藝術不斷在和五四精神反思和對話的碰撞與調整中，拓展了開放的視野，不斷進步，而所有的這些進步都是和五四精神連結的，或者説是對五四精神的承繼和發展。
在五四時期，陳獨秀提出過文化僅僅限制于科學、宗教、文學與藝術，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是兩回事，彼此誰也不包括誰。這樣説，陳獨秀強調了文化的獨立價值，也限制了文化的社會意義，亦即降低了文化對於中國社會的啟蒙意義的至關重要。如今，我們對於藝術自我放逐和把玩的理解，想來也並非沒有傳統。五四運動大潮過後，中國藝術迅速回潮，再沒有朱自清先生所説的那種對於藝術追求的“沒有層疊的歷史所造成的單純”，也缺少了蔣兆和先生畫《流民圖》、徐悲鴻先生畫《愚公移山》那樣對於時代和人民深切而自覺的關注、理解和投入。於是，我們的藝術變得軟弱、自我、自私和功利起來。當然，這種變化，並非來自個體，而取決於時代，特別是在階級意識取代人的意識的年代裏，我們的藝術作為特殊意識形態的實踐，變成了單純緊跟形勢的謳歌，成為了藝術的修辭策略和明哲保身的護身符，已經背離五四啟蒙精神。
以音樂為例，五四之後這近幾十年來，在變得多元豐富、個性充沛的同時，也常常讓我們惘然若失，我們反覆演出並能贏得世界聲譽的，更多的是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和鋼琴協奏曲《黃河》等為數不多的幾部，而《黃河》還是從冼星海那裏繁衍而出，我們並未能超越冼星海多少，我們對於音樂生命至誠而單純的投入，似乎更沒有勝出多少。至於我們越來越推崇並熱衷的大眾化歌舞晚會，和以培養新人為己任的歌手大獎賽，不是走宏大敘事的路子邀寵媚上，就是吃別人嚼過的饃，透著幾分虛假和造作，屈膝于權威、評委、名次、市場或時尚，離冼星海這樣前輩音樂家就更加遙遠，更遑論五四的啟蒙精神了。
我們如今的美術界，也許更令人汗顏。儘管我們擁有許多美術大家，遠避塵囂而孜孜創作，畢竟難以抵擋功利美術的甚囂塵上。拍賣會上的價格熱鬧和贗品的氾濫，展覽會如同展銷會的魚目混珠和金錢的侵入，美術院校學生的不斷擴招(宿舍都住不下，學生擠進臨時簡陋宿舍，以致宿舍坍塌)，不是為藝術自身而是為名利在如蟻一樣盲動，都在不斷蠶食著自己和藝術的生命。
由於我們缺乏對於藝術真誠的投入，對內容本質的把握，在商業時代為謀求名利雙收，我們的藝術便極其願意退而求其次，越發講究形式的創新，以此彌補我們精神蒼白的千瘡百孔，來吸引人的眼目，贏得票房。在我們的藝術舞臺上，便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這樣標榜的所謂創新之作。
最能説明問題的是電影《梅蘭芳》，它將處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中的中國京劇的變革蜻蜓點水而過，迅速轉化為梅蘭芳和孟小冬的戀情風波，更主要的是它將那場關於京劇改革的鬥爭簡單化為梅蘭芳的新潮時裝戲《一縷麻》和十三燕(其實是譚鑫培)的傳統老戲之爭，簡化並扭曲了那個新舊交替時代裏京劇變革的意義，造成了對於京劇變革出路的誤解，以藝術的新舊之爭，將藝術真正變革的意義偷梁換柱。而如今更是變本加厲，盛行大製作，以為是創新的必不可少之舉。舞臺上流行跨界導演，如借用奧運會和殘奧會上的舞蹈導演來導演京劇，陣容強大，製作豪華，光是銅雀臺盛景、火燒赤壁壯觀、草船借箭夢幻這幾處布景裝置，就足夠金碧輝煌，真有點兒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的勁頭。這是近年來戲劇革新都要唱的前奏曲，都以為借助於高科技製造的花紅柳綠，就可以達到藝術創新的目的。如此改寫藝術創新的本質和意義，更是遠離五四的精神。
中國當代藝術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在紀念五四運動90週年的今天，我們應該不滿足現狀，正視現實，反思我們距五四到底走出了多遠的路，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記得前幾年曾經在貝爾格萊德一家展覽館前看到過這樣一條標語:“文化在一個國家的位置是一個情人的角色。”這是一條有意思的標語，我不太明白他們的藝術家在這條標語中表達的真實意思，是反諷，還是認同?我們的文化與藝術在我們的國家中應該是什麼角色，卻是明確的，是自五四以來一直在不斷探求和努力的。我們當然不應該把我們的文化藝術僅僅作為一個情人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