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寨”，首先是從電子工業和汽車工業開始興起的詞彙，中國“山寨”手機流行“印巴”，倣冒賓士、寶馬的“山寨”汽車大行其勢，這些都是為國人所熟知的案例。相對於“DIY”而言，二者類似的是非正規化，相異的是“山寨”進入了批量化生産，形成了規模，脫離了個人拼裝，並且對正規的品牌化生産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脅。編輯同志約稿要求對藝術界的“山寨”版案例進行一些分析。近年來興起的藝術刊物出版可謂一大撼人的“山寨”景觀。在我看來，“山寨”這種幽默的描述和形容並非是要諷刺這些刊物，或僅僅指出它們的不足，而且也包含著對它的合理化論述。
從1970年代開始，中國藝術刊物唯有《美術》一家雜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美術》雜誌為中國現代藝術的發展搭建了一個非常有力的平臺，它不但使自身成為“85’新潮美術”的策源地之一，而且也成就了一種新的藝術標準。所有的藝術家和批評家都以能在《美術》雜誌發表作品和文章為榮。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以後維持了長達近十年時間。藝術界“兩刊一報”(《美術思潮》、《江蘇畫刊》、《中國美術報》)的出現改變了這種單一的狀況，隨後出現的《畫家》、《畫廊》、《美術界》等雜誌繼續豐富了藝術刊物出版事業。如果從數量上看，那時的藝術刊物與今天相比，相差甚遠。而且，如果將這種“前出版”時代經典藝術刊物的生存狀況與今天“山寨”刊物的生存狀況做一對比，最大的差異在於計劃經濟背景和市場經濟背景。與中國當代藝術的“天價之路”興起之時恰好對應，大量的藝術刊物也正是由此時開始出現的。從2005年開始，國內的藝術雜誌數量開始呈現出井噴性增長，至2008年底，短短的四年內，四十余種藝術雜誌(不完全統計)創刊。這些雜誌大多數未能取得國家正式的發行刊號，而是通過以書代刊、音像刊號、境外刊號，甚至沒有刊號的方式實現的。這些刊物如雨後春筍般涌現，造成了一些混亂的狀況，但卻也有其合情合理之處。
首先，隨著“畫廊—拍賣—收藏”系統(當代藝術的運營系統大致可分為“國家—學院”、“美術館—基金會”、“畫廊—拍賣—收藏”三大系統)的興起，大量的當代藝術作品開始走向市場，而相應的藝術推廣勢必萌生。然而，傳統的藝術出版由於制度轉型的緩慢，未能適應這樣的變化。按照資本自身的邏輯和市場需求，為藝術家、畫廊、拍賣行所定制的廣告無處刊登，這就造成了“空白”的産生。其次，由於各種藝術展覽、活動在數量上的激增，導致了傳統藝術刊物無法傳遞更豐富的資訊，而各種“山寨”藝術雜誌卻恰好滿足了當代觀眾們對於“大資訊量、快速閱讀”的需求。主要由於這兩方面的原因所決定，“山寨”雜誌應運而生，並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相比之下，傳統藝術刊物則囿于緩慢的出版週期、單一的內容資訊、狹窄的發行覆蓋面、被動的運營方式，難以適應新的市場化藝術現狀。
毫不誇張地説，“市場”是這種變化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它不僅導致了媒體自身類型、內容的變革，也導致了刊物基本運營方式的轉變。大多數“山寨”藝術刊物通過投資和廣告營利兩相結合的方式生存，“為客戶推廣—回收資金—繼續生存和營利”是其基本運作模式。這直接決定了它們的定位和內容，絕大多數這類刊物都以藝術家介紹、藝術展覽和活動推廣、簡短的藝術時評為主;在發行投遞上，他們放棄了傳統的郵局徵訂方式，轉而以DM(直投)和代銷為主。DM是一種絕對市場化的發行方式。傳統傳媒將“廣而告之”視為媒體的傳播標準，而包括DM雜誌在內的現代傳媒則講求實際有效地投遞。媒體完全清楚自己的定位，它們會精確地定位自己的客戶群，詳細地建立自己的客戶列表，收集對他們最有用的資訊，整合網路資源，進行更為深度的報道，將雜誌以最直接的渠道投遞給最需要這些資訊的人是它們的安身立命之道。現代傳媒觀念的轉變當然也取決於市場的開放，因此而産生的藝術媒體也毫不例外地必須遵行這些原則才可能生存下來。從根本上而言，它們是藝術經濟産業鏈條上不可缺少的一環，地地道道的大眾化、服務性行業。就實際的效果來看，這些雜誌的確在資訊傳播方面起到了相當明顯和巨大的作用，它們在藝術界各種機構和藝術家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儘管當代人可選擇的通訊方式越來越多，通訊技術也越來越發達，但藝術界人士之間的交流並沒有因此而增加多少。如火如荼的1980年代業已成為過往，今天的當代藝術界早已不再以“團體”的方式活動，馬拉松式的論戰和熱情洋溢的長期通信也已然轉變為藝術家腦中的甜蜜回憶。“山寨”藝術刊物正是如此充當了一個仲介，匯集資訊並使資訊順暢地交換。而且，這些刊物能夠對正在發生的各種藝術相關事件做出及時地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會比正式刊物更加靈活自由。當然，“市場”依然是關鍵，而且，市場化改革永遠是一把的雙刃劍，利弊皆會因此而起，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資本“唯利是圖”的原則有時會讓這些刊物喪失理性和原則，尤其是在初期資金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媒體勢必迫於運營的經濟壓力而放棄進一步拓展的可能，接受自己可能並不願意接受的廣告。結果就是內容和格調的低俗，整個雜誌的運營也會因品質下降而引起惡性迴圈。為了爭奪更多的閱讀群體和聚焦點，媒體有時也會造勢炒作，這種走鋼絲的行為當然相當危險，贏了一夜成名，輸了身敗名裂。在這些炒作中，藝術批評最易受到傷害。為了獲得更多關注，媒體幾乎非常一致地要求撰稿人的稿件“八卦”或具有批判性，作者們(尤其是校園作者和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作者)為了獲得這種“出場”機會，不惜“八卦”一切，或將“批判”升級為“攻擊”，各種鬧劇如是上演。如果讀者們認為“山寨”雜誌氾濫，那多半是因為上述兩個原因。在理想的狀態，刊物的運營應該獲得穩定而充分的初期投資，惟有如此，才可能更好地整合更多資訊、進行深入報道、吸引更多廣告、獲得更多觀眾，結果是具有對即將刊載的廣告和藝術傢具有充分選擇權，並逐步形成媒體自身的性格、標準和良性發展的模式。
幸運和不幸並非僅僅降臨在這些“山寨”刊物上。正規的藝術刊物也會在市場化道路和制度轉型中遭遇艷陽和冰雪。它們有時也會放下尊貴的身段，無奈地與這些“山寨”刊物爭奪地盤。情況的複雜性超過了人們的一般想像。原因是“市場”無節制的擴散，並形成了一種以實際利益為主導的價值觀念。在這種語境中，倡導“媒體生態”無疑是迫切的。與生物的生態圈相似，媒體也應該倡導一種 “生態化”生存。在橫向上，與很多刊物“先媒體，後藝術”的基本思路相異，由國家資助的正規刊物理應“先藝術，後媒體”，更多地專注于學術研究成果的呈現，而非進行高密度、高頻率的資訊轟炸。期盼完全市場化運作的刊物成為“學術”刊物顯然是不理性的，因為它不符合經濟規律。但是，儘管“非學術”，卻並不代表“不嚴肅”。Flash Art，Frieze等刊物都是市場化運作的模範媒體，大多數專業研究人員並不讀它們，因為它們缺少其研究可參考的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文，但它們卻是嚴肅的刊物，具有自己獨立的價值觀。相對地，企盼國家資助的刊物完全市場化是不道德的，因為它不符合學術的基本原則。October，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等刊物儘管難以充分市場化，但它們的學術地位卻是其他任何完全市場化的刊物所無法替代的;在縱向上，媒體應該更加自覺地進行高低分層，更明確自己的定位和目標，這樣不僅使得刊物的自我性格更加凸顯，也會使得媒體的競爭更加有機，而非全部擁擠在底層進行惡性競爭。畢竟，市場化並不代表一個媒體必然缺乏立場地轉變為來者不拒的劣制廣告手冊。無論是對於正規刊物而言，還是對“山寨”刊物而言，倡導嚴肅的藝術價值觀不僅是對一個媒體的道德要求，也是對它自身發展的理性要求。
千言萬語，總成一句話：體制需要改革、媒體呼喚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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