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 軍

用“蒼”與“潤”的黑墨，包林畫出了無數顆頭顱。他的蒼潤遍涂的畫紙像鎖定了黑白格式的變角鏡頭，近距離地對準中國式的腦袋。這些中國式腦袋是當代的，因為他們缺氧。

是的，我們缺氧。今日的中國特缺氧。

鮑勃•迪倫説：一顆炮彈要飛舞多少次，它才能在沙地長眠？一個男人要走多少裏路，他才是個男人。我要説：在幾百米的山西省地底下，他要走三個多小時的路才有可能生還呢。他的世界已經成了黑色，他出了井口之後的眼睛已經不能看到色彩。用黑白展現“缺氧”，或者乾脆説把缺氧和黑白的中國人頭打造成一個混合的主題，包林是第一人。

美術史的知識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在這個問題多多的中國顯得如此的無用。無論是義大利藝術復興之後的歐洲土地上的成就，還是周秦漢唐的所謂輝煌，中國的今日似乎都沒有心力去顧及；中國的畫家畫什麼呢？鮑勃•迪倫式的吶喊與拷問才是“當務之急”。畫家無力，根本提不起精神，去畫瀑佈下面聊天的兩個男人或是去一遍又一遍地烘染單眼皮平胸仕女的面頰。包林把筆墨情趣統統化入壯武的情緒，他從一張張當代缺氧的臉上讀解當下的一切難題，中國社會與文明的難題。曾幾何時，石濤與八大會預想出2009年中國的後生有一股這般的情緒——一股為了生命存活呼吸暢快而不畫不快的壯士俠氣。因此我説包林打翻了他的美術史知識，埋葬了他的巴黎情懷。他真正地急不可耐地面對今日中國的“當下歷史”情緒激動地以墨融水、又使了不管不顧的幹筆飛白寫出了一幅幅造像。它們是“人”的造像；因為畫家對缺氧的同胞還存著“人的希望”。

包林的性情是耿直的，他的脾氣是急的。非“急”不以解決中國當下的這麼多問題，非“耿直”更無以建立解決中國如麻問題的道德基礎。我們的民族還要“扮假”到什麼時候呢？我們何以如此地懼怕真實面對自己時的那一點輕鬆的快感呢？老年中國人，我的父母你的父母，甚或是我們這代人自己，都近貼過氧氣瓶，都拿起過那根輕輕的管子。是氧氣使我們能夠找到真實的生命感覺，是氧氣能使我們繼續面向真理。《卡桑德拉大橋》裏的日內瓦女大夫奮力地向代表邪惡勢力的嚴肅男人喊著：是氧氣！是氧氣又讓細菌都死了！

又在“平遠”與“高遠”的面孔上，包林用筆墨強調了人的信念與尊嚴。希望總是不滅的，儘管世界依然只是黑白。在不太有色彩的虛假生活裏，索性主動地幹死色彩，殲滅那幻人耳目的斑斕虛幻。包林的“素描”素得如此地堅強有力，他的一段段奏鳴曲因著樂器的樸素與簡約更執意地向著空間向著我們的大腦深處穿透著。

一個愛著自己腳下土地的藝術家是痛苦的。這份痛苦往往為藝術家備齊了一生的份量。十一分五十九秒的Vltava是斯梅塔納半輩子的充滿希望的哀鳴。在沃爾塔瓦河清新的兩岸與被如畫的濃郁色彩托起的農女中間，藝術家依然呼喚著氧氣，依然對任何缺氧的歷史瞬間予以批判。我們有包林是值得慶倖的；在北京污染、山西黑暗，在我們二十年來鬱悶心底的缺氧時代，我們需要這些臉孔去發問，需要這些臉孔去瞪著臉上的兩盞燈，需要這些臉孔像溫家寶的母親對她兒子念叨的那樣也説出來：要誠實，無論何時，都要用“心”去説話！

準確的時間嗎？答案，鮑勃•迪倫説，我的朋友啊…答案就在你那吹著微風的耳邊。

2009年2月28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