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覺得對徐先生的研究，不僅是對徐先生個人的研究，而且是對這一代人的認識，也是對我們的這一代甚至兩三代的知識分子，在中國二十世紀的苦難和崛起的過程當中的這樣的一種關係的認識。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我們研究徐悲鴻先生，在至今，在當下，仍然有它的現實意義。所以我覺得這個會挺必要的，我是很贊成開這個會，我覺得我們應該作為後人，尤其是作為年輕一代，作為我們的同學們，要能夠更好地認識我們的先輩，更好地認識我們的應該是爺爺輩的這些藝術家，他們是怎麼走過來的。他們是懷著什麼樣的一種愛國熱情來走完自己的一生的，我覺得這個對大家都會有很好的教育意義。所以我在這裡也代表我們中央美術學院感謝炎黃藝術館主辦和策劃了這個會，也感謝各位教授，謝謝大家，我就説這麼幾句，謝謝。

    主持人（王璜生）：非常感謝潘院長，我覺得這次研討會選在這一天，而且在中央美院舉行，它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意義，在1950年的4月1號，徐悲鴻院長在當時大會場上説了非常激動人心的一句話，這個研討會選擇在這個時候這個地點舉辦，我們有這樣一個特別的一個安排的。我想請徐冰院長也講幾句。

    徐冰院長：我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多的講的，咱們還是把時間留給專家，學者，研究徐悲鴻的這些學者，讓他們來發表意見。今天實際上是中央美術學院一個非常特殊的日子，去年我們經歷了九十年的一個校慶，但是從真正的中央美術學院真正的開始，實際上是在1950年的4月1號，就是今天的這個日子，徐悲鴻院長作為我們的第一任中央美術學院的院長，經歷了這麼長的一個歷史的一個脈絡，中央美術學院發展到今天，大家也可以看到中央美術學院現在的一個規模和整個的一個校園和各種發展的結果。這和幾代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另外上次在炎黃藝術館徐悲鴻的紀念展開幕式我也去了，這個展覽比較全面，同時能看到徐悲鴻先生更多的原作，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確實也要感謝炎黃藝術館的努力。我發現徐悲鴻先生他有一個特點是非常特殊的，是很多藝術家所不存在的，他幾乎每件作品對他來説都是一個個案，因為在他身上有絕對的西方的這種19世紀的素描的訓練，和中國的傳統的，甚至包括民間藝術的影響，包括他父親的影響，也包括線描什麼的。這些東西在他身上形成一種很矛盾的關係。所以他的每一幅畫，你發現他都在重新開始考慮這張畫應該怎麼畫，實際他不依據傳統的這種像紙抄紙的一種方法，他也完全是不依賴於歐洲的素描的這種，實際上他素描畫得非常好，但是他完全不依賴那個東西。所以這都是給我那次看展覽一個很新的感受。他的藝術給我們下了很多的可探討性。對於咱們，這種課題具有可探討性，我覺得對一個中國藝術家來説，是一個長遠的問題，多少代人都會遇到這個。

    另外我想再強調一點徐先生其實要説年齡，並不是高壽，但在這麼短的時間，做了這麼多的事情，這個也是值得咱們後人來思考和借鑒的。很關鍵的一點，就是他把自己的個人的藝術和整個民族，和這個國家，和這個社會之間這種關係放在一個非常突出的位置和關係上。就是他作為個人的藝術，其實他做的是一個大的藝術。這點我覺得也是咱們後人需要反思和借鑒的東西。

    另外一點，是他的這種人格和教育上的魅力，這麼多的學生擁護他，多少代人紀念他。在90年的時候，我們編過一本《美院往事》，那裏面很多代的學生都對徐悲鴻先生都有一種很深的懷念和崇敬之情，這些東西我覺得就是人格的魅力，都是我們需要學習和需要繼承的東西。我只是説一點我個人的一個感受，謝謝大家！

    主持人（王璜生）：謝謝徐院長，這次研討會還有展覽的活動，其實是一個完整的一個構思，還有完整的學術活動，因為像徐悲鴻的展覽，還有徐悲鴻的研討會，還有有關的出版，文集等等，已經不少了，但是我們像這次這樣一個研討會的組成呢，我們也覺得就説是一個新的一個歷史階段的一個還是挺認真去做的一個活動吧。因為我們發現在這個階段，有很多學者，他們都從各個方面根據新的材料，還有新的一種歷史的一個背景，來探討徐悲鴻的一些問題。那麼這些論文，包括挖掘到一些新的材料也好，或者説從一種新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來對徐悲鴻藝術的再研究等等。那麼形成了很多的新的一些成果，我們也希望通過這一次的階段性的一個研究，能夠將這些成果呢，更為完善地表達出來。通過下面我們的展覽的有關的畫集，還有文集，相關的出版物，將它作為一個成果給呈現出來。那麼我想下面我們先請朱青生先生來對這個研討會的專題做一個陳述。

    朱青生：謝謝王璜生教授，尊敬的潘公凱院長，尊敬的徐冰副院長，老師和同事，我來介紹一下這個研討會的設想，學術構思，這個研討會是炎黃藝術館何炬星館長、王璜生教授、我和郭小力等人一起來商量的結果，這個學術的策劃是和一個展覽相聯繫，這個展覽是將於4月10號結束，是3月9號開始的徐悲鴻的大展，它的全部的名稱就是“中國現代美術奠基人系列•徐悲鴻大展”，現在這個展覽在炎黃藝術館正在展出。昨天晚上何館長因為傷病滯留外地不能到會，特別打電話跟我説，已經有二十萬人參觀了這個展覽，這是炎黃藝術館開館以來參觀人數最多的一個展覽。這次展覽會的內容和討論會的內容相輔相成。展覽中間和討論會中間其實我們都在設計追求一些學術問題，這問題分成兩塊，第一塊是一個特殊的情況，今年是我們偉大的祖國或者説新中國成立六十週年，六十週年的今天，六十週年的這個時刻，徐悲鴻先生決定留在北平，不遷到南方去，留下來追隨共産黨，建設新中國，這個過程既是一個政治的選擇，也是一個藝術相關的選擇。那麼何以如此？在這個過程中間，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件，這是我們在設計這個展覽的時候相關的一個學術題目，這個題目已經由一個非常精緻的一次活動把它呈現了一半，今天將會有另外一半在這兒展開，就是説會有一些學術論文來涉及到這個問題的考證。上一半周的事情是當時代表毛主席、周總理去留徐悲鴻的當事人，還有三位碩果僅存，這就是馮法祀教授、廖靜文館長、侯一民教授，他們都在這一天，三月的一天來到美術館裏面，在展廳裏面當著大家的面重新爭議那個漆黑的夜晚，田漢是如何，戴著一個什麼樣的帽子走進了，潛入了徐悲鴻先生的家，來傳達“我們要來了”這樣一個資訊，希望他留下來建設祖國。這個過程驚心動魄，今天想起來，猶如風雨在耳。當時就使得我們的展覽和學術活動多了一些氣氛，又多了一些深層的回憶。雖然老人們已經老了，他們説話的時候，有時候會互相打岔，因為他們聽不見別人在説，但這些細節更增加了我們歷史的蒼茫感，這是我們當時做的一個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