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一直是一個皇宮的收藏，歷代以來是一個重要的藏品的收藏，尤其是書畫。全國解放以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故宮博物院只收藏1840年以前的東西，現代繪畫歸中國美術館，知道改革開放以後，也是近七八年以來。領導考慮有一個問題：我們故宮把五千年的東西都收藏在一起，使我們的後人對我們民族的文化藝術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可是再過一百年、兩百年、三百年的話，這個線就斷了，就考慮到要打破這個慣例，這個慣例也不是我們弄得，是美術館弄的，他們把文革以後，古代的一些東西作為他們的館藏，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把現代名家的作品收藏，作為我們收藏的繼續呢，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我們就開始做。但是這裡面有一個做法，到故宮來求名的特別多，就是希望故宮收藏我的畫的特別多，但是能夠稱得起大家，能夠在歷史上立住，能夠進故宮，能夠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畫家還是特別少的。另外我們的收藏，前不久我們也收藏了吳冠中先生的作品，我們知道吳冠中先生和張仃先生在繪畫上有一個（碰撞），一個是繪畫等於零，一個張先生提到一定要堅守一個底線，在筆墨上，兩個人在爭論。我作為故宮博物院的，擔任業務方面的，尤其我自己是從事書畫鑒定的，我鑒定一個是要真的，一個是要好的，不管哪個流派，我覺得故宮，它象徵著國家，他應該相容並包，所以吳先生的作品我們也還是很重視，張先生的作品我們是理所當然應該重視的，因為張先生堅守底線，就是要保持我們民族文化的一個傳統，有一個承前啟後的一個繼承性，這是我一聽到張先生的作品能夠進故宮，能夠成為故宮博物院的收藏，我非常的高興，所以我一早就來看展覽，我一看展覽我嚇一跳，這哪一幅作品都是張仃先生精心創出來的，很整齊，很精彩的，筆筆不茍的創出來的作品，捐獻10件作品，這相當相當的了不得，捐獻不是一個單純的捐獻，要看時代背景，50年代有捐獻，那是高潮，因為很多人建立了一個新中國，很多人把自己的收藏掏心窩子的給祖國，那很真誠的，到後來，捐獻逐漸少了，作為一個國家博物館，我們故宮自從有了這個願望，要想把這部分東西，從繪畫、從書法等其他藝術有一個呈現，我們碰到一個很大的難題，如果畫家自己不捐獻，要靠國家去購買的話，很困難。李可染先生，一件作品，價位那麼高，作為國家來説有困難，張仃先生，價位那麼高，要去買，作為院藏的話，有困難。所以能夠不吝惜自己的作品，能夠把自己的作品這麼多的捐獻出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事情，尤其在今天這個金錢社會，這個精神狀態，這個精神高度不容易，所以這個更體現張先生的偉大的人格，它是一種無私的奉獻，我覺得在這方面故宮博物院應該大書特書，應該宣傳，這是我作為一個在故宮博物院工作這麼多年的一個工作人員的一點感想，非常感謝張先生，能把自己這10件作品捐給故宮博物院。所以今天我談到了畫家，其實很多畫家，也是詩人，很多詩人也是畫家，這個詩畫結合，我們文化發展到這個地步，結合詩書畫能夠結合，只有中國人才能做到，最近北京出現一幅《羅漢圖》，這個羅漢圖是貫休畫的，貫休又是一個詩人，《全唐詩》大概收樂他上千首詩，他寫的詩非常好，這個傳統我看後人難以繼，如果一個人在這些方面都能達到一定的高度，我不是説每一行都要超過頂尖，只要有一項頂尖，後面其他各項的都跟上，中國文化就能夠繼承，當前來説浮躁一些，表面一些，像張仃先生這樣沉下來，這麼去作畫，這樣把自己的感受寫出來，我看一時半載很難有這樣的人，坐下去，看他的畫，首先一個就是“靜”，這個靜就是看你是坐下來作畫呢，還是在奔別的，從他的筆墨看，從它的構思立意來看，從它的套路來看，他不靜，一看張仃先生的畫，我一看就坐在那不想走，他很靜。靜是因為他自己先靜了，先坐下了，然後他才能夠讓別人靜，你自己浮躁了怎麼叫別人靜呢？所以這個感受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所以我們美術界發展過程中出現張先生和吳先生討論，也是別人在思考的一些問題，我們希望 ，張仃先生能夠在歷史上留下一大批遺産，作為故宮博物院來講永久收藏張仃先生這些作品，使我們子孫後代能夠回過頭來看到我們這一代人這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