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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圖片提供：熱波音樂節
現場圖片提供：熱波音樂節
撰文、編輯/ 李森音樂節現場圖片提供/ 熱波音樂節
兩年前，本刊曾就國內音樂節的井噴進行過一番解讀。彼時，我們不僅對這片市場充滿了信心，更憧憬著有朝一日能重返“伍德斯托克”式的榮光。兩年過後，現狀給了我們一記當頭棒喝：無論是“玩字優先”的草莓、摩登，還是以“社會良知”為己任的迷笛，抑或堅持“本土流行”的熱波和主打“高端國際”的樂谷，均不同程度地遭遇了瓶頸。一方面，音樂節本身愈發難以製造驚喜，另一方面，大愛、黑兔、瑪克思大爬梯等新秀繼續搶灘。照這樣下去，誰敢保證音樂節不會淪為下一塊雞肋？
PART ONE
走過多少路，才可以稱之為人
時至今日，戶外音樂節已經成了假期裏的一道“農家樂”——之所以這麼講，理由很簡單——從接受程度上看，超過10年的推廣期大大弱化了音樂節“舶來品”的性質，以至於“到音樂節去”的口號開始遭新一代文藝青年唾棄；從舉辦地點上看，還有幾個音樂節能在市中心租到合適的場地？單説今年，草莓在通州、迷笛在順義、樂谷在平谷，再遠就不屬於京城的範圍了。接受記者採訪時，多位音樂節策劃人提到了“政策性引導”，通俗點解釋，就是當地政府樂意用較低的場租和官方的支援拉動消費——這不是“農家樂”是什麼？
當然，貼上了“中國製造”的標簽，我們就該允許“中國特色”的存在，反正別的都忍了那麼多年，沒有理由不接受音樂節的瑕疵。問題是，自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開啟了“戶外音樂節時代”，以愛與和平為音樂節奠定了基調後，音樂節就不再只是一種日常消耗品。它有別於電影節：同屬文化運動的中堅力量，後者多了一絲評選機制，前者卻有著與生俱來的奔放，這種奔放的熾烈程度，決定了它在生活中的罕有地位——不是誰都能時時刻刻燃燒的。於是，當我們談起音樂節，我們更多的是在談論它的意義，談論從中收穫的對生活方式的影響，既輕鬆愜意又引發思索。只不過，它輕鬆愜意的程度正在逐年下降。
因為當音樂節成為音樂産業中可供收益的一環時，投資者們便有了新的要求。我們不主張一竿子打翻所有人，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拿音樂節當理想的創始者不得不像真正的商人般精打細算。別説什麼“理想不值錢”，值得的東西本來就不該用錢衡量。當商業特色綁架了理想情懷時，音樂節在中國，只能反覆經歷困擾了音樂産業多年的陣痛。
同時我們甚為堪憂地發現，當下音樂節的主要參與群體其實並未享受到應有的待遇。舞臺上的壓軸，或者説主力，還是十年前的老面孔，就像記者在介紹今年迷笛的陣容時所言，迷笛值得人表揚的，只剩它的堅持。某資深玩家坦言，即便是多年的粉絲，在迷笛看到崔健和在草莓看到張楚，都提不起興趣，相反，他是衝著“郊區空氣好，帶孩子玩的”。作為音樂節的又一癥結，參演歌手的雷同，舞臺話語權的更疊緩慢，不僅給新玩家留下了敷衍的印象，也讓老玩家備感無味。
兩年前，我們用“中式洋務運動”形容音樂節市場的方興未艾，甚至不無感慨道“縱然烏托邦的夢想早已泯滅，提倡愛與和平的音樂節文化依然是一部可以隨手扔給都市樂活族的健康聖經”；今天，我們用“夢”比喻眼前的起伏，但它到底會美夢成真，還是噩夢夜驚，我們不得而知。或許，音樂節帶給一部分玩家的永遠是快樂和激動，可惜在討好“一部分”和滿足“大多數”的路上，我們離伍德斯托克，還太遠太遠，恰如一個人要走過多少路，才可以稱之為人。
PART TWO
我們和這些人談論音樂節
毫無疑問，有些答案是有解的。比如當我們抱怨音樂節為什麼越開越遠，越來越無聊，票價卻水漲船高時；比如當我們懷疑自己對“伍德斯托克”式的美好投射即將變成泡沫時；比如當我們想聽到幾句對上文的反駁時。記者連線知名音樂節總監張有待、歌華萊恩(樂谷音樂節主辦方)總經理魏明，一起試著給出盡可能誠懇、貼心且不帶官方腔調的回答。
張有待：誰也不能觸碰到伍德斯托克
回饋不到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記者(以下簡稱記)：你覺得國內的音樂節存在哪些遺憾？
張有待(以下簡稱張)：音樂節這兩年在國內越來越受歡迎，被更多的年輕人接受，這個過程很快，也很好；但是因為整個兒的消費環境，音樂製作和樂隊表演還達不到國際水準，所以呢，現在的音樂節也就是大家去圖一樂。
記：就是説很容易“皮”了？來得猛，興奮得早，調動得快，但也疲倦得快？
張：音樂節多了，國內這幾支樂隊來回演，加上唱片行業本身的衰落，所以這些樂隊——比方説他們一兩年之內都沒出過新唱片，然後就上了這麼大的舞臺演出，其實也是一件好事，增收了嘛——但這並沒有刺激樂隊寫出更好的作品。音樂節給國內的搖滾音樂帶來了很多機會，按理説應該對樂隊的創作和現場水準有促進和提高，但實際情況你也看到了。
記：能不能刻薄一點講，相當於音樂節養活了一撥“懶”樂隊？
張：可以這麼説吧，反正上臺唱，大家就是弄一吆喝。現在的情況是，因為成本越來越高，所以很多音樂節的主辦方沒有足夠的資金，去請更好的樂隊，或者是音響、舞臺的製作，只能降低。像今年的音樂節，最大的現象是：去看音樂節的人比前兩年多多了，商業模式更成熟了，但是舞臺的製作更簡陋了，樂隊的水準更低了。如果按照這個情況下去，再過三五年，會出現一個很具有諷刺性的反差。
記：這種反差好像已經漸漸在迷笛上出現了。
張：這不能怪迷笛。迷笛的主辦方其實還是很努力的，但他們不能扭轉整個的局面，無論是財力還是別的。就是我剛才提到，製作成本越來越高，樂隊要價也越來越高，包括政府的各種錢，場租、公安、報批、宣傳等都在漲，大家就只能放棄對品質的追求。同時，去音樂節的人越來越會玩兒，越來越懂得玩兒，但就是沒有更好的音樂回饋。從一個主辦者的角度來説，回饋不到位，是一件很無奈很可悲的事情。
主辦方的前瞻性，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音樂節的品質
記：非音樂的部分呢？
張：非音樂部分是一個音樂節多元化的重要標誌，但現在，我們增加非音樂部分的比重是為了掩蓋音樂太弱了的事實。你最終是叫“音樂節”對不對？音樂才是最重要的。吃得好，玩得好，還有很多小攤，那是附屬的。大家現在都覺得去音樂節可以看一些喜歡的樂隊，但這些樂隊帶給你什麼樣的驚喜和感受？其實沒有，都是重復的東西。
記：真正有趣的地方一定還是音樂？
張：未必，真正有趣的地方在於尋找不同。你是音樂節，不是戲劇、電影節，是要用音樂説話的；而且為什麼要做音樂節？目的是一年年的用音樂節來推動本土音樂文化的發展，有新的樂隊和新的作品出現，然後等待著下一年音樂節的到來。是節嘛，大家一起慶祝嘛，這部分我覺得現在還很不夠。
記：那為什麼音樂節變得無趣了呢？
張：還是音樂本身的參與度不夠。音樂節讓你産生興趣，是從每一屆的陣容開始的。無論是日本的Summer Sonic，英國的Reading或丹麥的Roskilde，樂迷都特別期待公佈陣容，誰是腕兒、誰是壓軸，而且你順帶知道了很多有想法的新樂隊。不少音樂節的名氣就在於主辦者特別有前瞻性。比方説我參加一個法國的音樂節，幾百支樂隊，沒一個我認識的，然後我就奇怪，為什麼那麼多人追捧？看了它的展覽才知道，主辦人每年要花大量時間週游全球，去那些小的Live House發掘有巨星潛質的新人，Nirvana就是一例——這種豐富的歷史讓人肅然起敬。
記：那你覺得中國的音樂節有可能觸碰到伍德斯托克嗎？
張：不是中國，任何人都觸碰不了。因為伍德斯托克不單是一個“音樂節”，它是一種精神，一種文化現象。它也是因為意外才出現的，但這種意外有它的必然性。在中國呢，很多人拿伍德斯托克説事兒，但我覺得這種“説事兒”不太專業，因為你要知道，伍德斯托克已經不存在了，誰也製造不了伍德斯托克——美國嘗試過複製，15週年和20週年的紀念，一次過於商業，遭樂迷們詬病，第二次好像出現了暴力——它是一個里程碑、一座紀念塔，我們只能遙遙遠望。那伍德斯托克代表了什麼？上世紀60年代，因為有這麼個自發的大規模年輕聚會，才産生了“Youth Culture(青年文化)”。今天無論是草莓、迷笛還是樂谷，一定是年輕人聚在一起，自豪而大方地表達著屬於“我”的聲音。雖説他們還不佔有社會的主流位置，但他們要發聲，最重要的是主流社會允許這些年輕人有發聲的機會。這才是音樂節的價值。
魏明：音樂節市場形成差異，是對的 音樂節前三屆能掙錢幾乎不可能
記：能透露一下樂谷去年的投入大概是多少嗎？
魏：幾千萬吧。(今年這個數字是增加了還是縮減了？)整體沒什麼太大的變化，主要得益於平谷區委區政府下了很大的氣力。今年園區擴大了3倍，舞臺有增加，演出時拉長到3天，還增設了固定的露營區、帳篷區、房車區。
記：樂谷現在還處在入不敷出的狀態吧？
魏：第一屆沒有達到收支平衡。按照行業經驗，音樂節的話，國際上頭三屆能掙錢的幾乎沒有，都需要一個品牌經營的過程。我們的目標是在一到三年間，一定要收支平衡，實現盈利；第二點的話，就是儘快地進入商業化操作，加大商業操作的力度和比重，減少政府的扶持。
記：在正常節假日裏面，音樂節面臨的銷售壓力還是挺大的，樂谷今年遇到這種情況了嗎？
魏：我們的現場啟動相對比較滯後，所以才面臨了壓力。春節、元旦那段時間，各方面的工作效率都很低，加上樂谷國際化的程度高，最後真正留給市場運作的時間就特別少。更何況，我們希望能借鑒國際上的做法，就是音樂節的票價往往比這些樂隊的個唱要貴。(貴？)要貴，這是國際通行的慣例。大部分消費者不理解的地方在於，為什麼你們比別人貴？因為在保證品質的前提下，應該有一個健康的發展環境，説白了，各個音樂節大概的售票總數是固定的，治安部門有規定，那想提升音樂節的品質，必然要對得起成本的投入，而且我們也只是相對高了一點，提前預定的話，完全可以享受到最大限度的折扣。
二流的價錢不可能換來一流的陣容
記：按理説樂谷的陣容，尤其是海外部分的藝人，是挺讓現場騷動的。既然你們下了這麼大的功夫把他們請來，應該對市場的接受能力進行了一番調查。但據我的了解，願意掏錢去看這些樂隊的觀眾其實不是很多……
魏：還是有一個誤差在裏頭。先插一句，順義、通州難道近了嗎？只不過是大家相對比較了解那兩個區域，城市的眼神比較自然，實際上在交通協調這方面的話，平谷區政府做的是一流的。把話説回來，可能大家會覺得這個音樂節的陣容確實很強，但還是期待著能“花一樣的錢，看更好的演出”，這怎麼可能呢？怎麼可能一流、二流、三流的東西是一個價？
記：有沒有覺得北京的觀眾更難伺候一些？
魏：當然了！北京的演出量很大，大家見多識廣，挑啊。另外，我覺得北京應該是全國大城市中贈票數最多的了。免費看演出的機會太多，大家習慣性地先找票，自己找不到了，再向媒體口、政府口、公安口等各個方面要，對吧。國外的大型音樂節在沒公佈陣容之前，票都會搶售一空，怎麼説呢，就是挺多人都不是衝著音樂來的。音樂節的本質還是音樂，高品質的音樂不是到哪兒都能體驗的。歌華萊恩確實有實力拿最低的價格衝擊演出市場，但畢竟不符合商業運作的規律，我們拿著政府的投資，貌似回饋了歌迷，卻損害了市場。大家形成差異，實際上是對的。
記：你對國內的音樂節市場的態度是樂觀的嗎？
魏：當然當然。國外做音樂節的歷史取決於兩個方面，第一是特別有追求的主辦方，第二是非常挑剔而成熟的樂迷。這兩條缺一不可。音樂節長期、健康的發展是離不開樂迷買單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希望將來能拍著胸脯説，“我們現在是全商業化操作，不靠政府”。如果10年20年後，大家支援去真正值得他們愛護的樂手，對音樂産業來説，絕對是天賜的良機。而且他們應該比電視歌手掙得多，應該是這樣，否則不公平。
PART THREE
熱波，一個突圍的案例
今年五一，成都保利198公園，熱波音樂節以另一種姿態再度點燃了蓉城。有意思的是，當音樂節主辦方們擠破腦袋地搶佔京滬兩地時，這個大本營位於北京朝陽區718創意産業園內的年輕團隊卻選擇了二線城市作為主戰場。繼四月中旬的蘇州站預熱後，歷年熱波的最高潮所在地成都，用迥然有別於京城觀眾的寬容向這個堅定不移的流行音樂節張開了懷抱。主舞臺前方的草坡上，帳篷滿布，與不遠處的二級舞臺和電子舞臺，以及一小群樂迷用老舊拖拉機組裝而成的“民間舞臺”交相輝映。成都的天氣不算太好，白天不時飄著零星小雨，入夜後，則籠罩在一片略顯浮躁的歡樂中。與主舞臺僅隔一道鐵門的媒體區內，CEO李岱把這些歡樂如數盡收眼底。
三天的壓軸樂隊分別是大張偉、至上勵合(首日)，棒棒堂、信樂團(次日)，范逸臣酷愛樂團、黃立行(末日)——這一陣容，在絕大多數被主辦方邀請至現場的媒體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昏招”，連李岱也如是自嘲。至上勵合登臺時，她站在舞台下，不時與記者交換意見，見縫插針地，她用微網志搜索有關熱波音樂節的評論；待最後一天黃立行下臺，她才長舒一口氣，搖著頭感嘆，“我知道這樣一定會被罵，不過如果要打破一點音樂節陣容上的潛規則，我願意身先士卒。”
與媒體反應不同的是觀眾。成都人“享受當下”的個性特徵極大地影響了熱波的氣質：親民、草根、熱鬧、眾樂。或許是這座城市散漫的寬容，或許是它與生俱來的善良，曾在北京地壇音樂節被場下觀眾猛噓一番的范逸臣，在這裡享受到了巨星的待遇；而黃立行，則當仁不讓地被捧上了天。不少媒體同行在後臺飛快地交流著感想時，眾口一致地提到，如果把這個陣容拉到北京，下場會很難堪；讓這個陣容來到成都，是熱波最冒險、也是保險的一步棋。靠這種精準的市場策略，熱波今年的盈利，已然板上釘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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