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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地下搖滾圈的人們估計會知道左小祖咒這樣或那樣的負面新聞，然而他最終還被冠以搖滾師、詩人、當代藝術家稱號，他不介意與周傑倫或曾軼可相提並論；他寫下憂傷敏銳的詞句，但是絕對恨死文雅高貴，因為那意味著退卻；他因為“當代藝術家”的身份獲得利益，與資本眉來眼去，可連他自己他都罵，罵當代藝術是場騙局，當代藝術家為包工頭；他敏感而內省，又世故且週到。“我説自己的話，吹自己的牛，把這些污七八糟的東西變成了所謂的藝術品，還兜售出去了，我是靠明顯詐騙獲得成功的人，我做到了，我創造了牛逼”。他説話與唱歌一樣，都在跑調。
上世紀90年代初，藝術家生活在社會底層。王小波曾經在《2015》中描寫過當時畫家村的生活：“藝術家穿著燈芯絨的外套，留著長頭髮，蹲在派出所的墻下……藝術家與口袋的區別是：口袋絆腳，你要用手把它挪開；而藝術家絆腳時，你踢他一下，他就自己挪開了”。
左小祖咒曾幾次因莫須有罪名被羈押，後被釋放。既沒有原因，也沒有解釋。最長的一次，他在拘留所莫名其妙待了四十多天。另外一次，他與一個朋友喝醉了酒，去雜貨攤買煙抽，被雜貨攤主人當做流氓一棍打在頭上。被棍擊中的地方從此不長頭髮，於是後來他戴起了帽子。很多年都沒有提過這一段了。左小祖咒把帽子摘了，低下頭，用手摸索尋找那個位置，現在那頭黑髮非常茂密，還蠻柔順，已經沒有任何異常。這件事給了他兩個教訓：打頭沒出血比打出血要厲害得多；從此，他再也不喝二鍋頭了，一見到那紅標小玻璃瓶都害怕。
在北京這個城市中，左小祖咒始終居住在“邊緣”，艾未未曾經這樣描述過左小祖咒的家：“他有一個獨院，可是一推門，我就撞到墻了。” 就像他來北京，“我不是來搞藝術的，是來討飯的。”他15歲當兵，在南京空軍司令部待了4年多一點。來北京時23歲了，當時他覺得自己的路走錯了，所以他要走一條更錯的路。和所有的年輕人一樣需要脫離父母，要吃飯。他説自己來北京就是找一個窩，就像民工一樣。“那個時候如果你吃得多，創作能力就特別強壯，其實很多東西都是不得要領的。”所以他不光是一個歌手、作家、藝術家，要比一般人懂得更多，要知道一條經過訓練的狗和沒有訓練的是截然不同的，若是經過訓練的狗出事的話，他和沒有訓練的狗出的事也是不一樣的。
幼年的時候，左小祖咒的母親帶他去舅舅家，在路上的時候母親跟他講，“寶寶，待會兒到舅舅家了你可千萬不要説你沒吃過飯啊。”舅舅家裏條件比他家好一些，當左小祖咒走進舅舅家門店時候，就看到他們家早餐的桌子上擺著一堆油條，他完全忘記了母親的叮囑，哈喇子流得滿地都是，他的母親非常難堪。最後他把舅舅家的油條幾乎全吃掉了。等他稍長大了，母親跟他説這個事兒的時候，他居然全記起來了。“可見，貧窮是毀一個人的尊嚴的，可以毀掉一家子人的尊嚴。在國際外交場合裏可以毀掉一個國家的尊嚴。”
站在街道賣自己，一切我説了算
許多時候，只要一提到內地搖滾樂，勢必會有人爭先恐後搬出崔健的名字，甚至連音樂節或者任何演出、任何商業活動，都以能夠有崔健出席作為最大的宣傳噱頭。然而很多年前，樂評人孫孟晉就提出：“我幾乎是蒙受著羞恥地説，崔健的時代早就結束了，至今他還像一個宿世英雄‘霸道’于天下，是別人的勇氣與判斷的缺失。在我們這個無奈得把每個人都憋得慌的時代，我相信一開始就提崔健，是在詆毀今天中國搖滾現存的最狠的角色——左小祖咒。
他從來不評價自己的同行，“我們應該學習西方人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攀比的，自我的精神。”對於左小祖咒來説，創立自己的遊戲規則，供未來的年輕人借鑒是最重要的。具體幹什麼無所謂，但一定要有自己的行為準則。
在2000年時左小祖咒已經出版了兩張唱片與一部小説，但這些專輯和書賣得很差。與此同時，他身邊大部分朋友都以為他既然出了唱片、小説，就應該已經成名發財，時常有人找他蹭飯、借錢。結果在2001年，他不得不搬進地下室去住。按他的説法是，“在發唱片之前最慘的時候都沒去住過地下室，結果發了唱片，反而去了”。那些年的他走投無路，基本沒法往下混了。
困窘的情況一直持續到2005年。那一年他35歲，發行了《我不能悲傷地坐在你身邊》。定價150元一張，把製作人方無行嚇著了。左小祖咒算一筆帳，如果要收支平衡，必須定這個價。搞地下搖滾的都知道，堅持是一回事，每發一張片不虧錢又是更要命的另一回事。這裡也有他的“深思熟慮”：“我的歌迷都是仍保有浪漫情懷的成年人，他們有更複雜的理解力、感受力和消費力。”這些唱片要直達他們手中，“瞬間抵達指定位置”。2005年正逢全世界將中國奉為“金磚國”，覬覦著這片暴富國土的奢侈品市場，全球唱片業也受網路衝擊陷入僵局，150元的唱片正巧成了首屈一指的奢侈品。媒體被刺激得紛紛尖叫，大力跟進，左小祖咒以“媒體紅人”的面目重回搖滾界。發行了這張專輯後，誰也説不清為什麼，他的生活慢慢好了起來。有人覺得這是因為社會確實改變了，當年聽左小祖咒的人從少年慢慢成了青年，也有了消費能力。社會給藝術家拋出了各種各樣的救生圈，或者説救命稻草，也可能是因為一代青年成長為社會棟樑都有點閒錢了願意消費一下了。也有人覺得這是因為左小祖咒多年來一直堅持：“他在這幾年裏把自己與現實的位置、與觀眾的關係等等問題處理得更好一些，也學會了一點如何爭取説話的許可。
左小祖咒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他覺得這就像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於是一切突然都給掰回來了”。從出版了《我不能悲傷地坐在你身邊》後，開始有人找他做電影配樂，有人找他來寫歌、做藝術品。他不是每樣都接，但仍然開始慢慢被人所知。
在別人心裏面可能5年或者10年是個大事，對於左小祖咒來説12年是一個大事，它相當於一個人轉了一圈，也是一種輪迴。《你知道東方在哪一邊》是他寫了12年的一個創作。在2008年的婦女節那天，這張專輯與大家見面。隨即引發媒體和樂迷圈的熱烈討論，討論核心卻非音樂，而是其500元一套的價格，一派説這樣做不對，一派説這樣做沒錯——迄今為止，討論仍在繼續，並漸漸變成了吵架，還有人為此翻了臉，卻還沒人想到這是一張唱片，或許應該留一些時間來正經地談談音樂。對此，左小祖咒本人反而在一邊一臉壞笑，顯得樂不可支，他以專輯裏一首潑皮歌曲的名字表達了自己對此事態的看法：“這正合適。”
這是他第六張專輯，從第四張《我不能悲傷地坐在你身旁》開始，他就從音樂人本尊上分了身去，成為生意人——作為音樂人，他抒情、創作、錄音、混縮；作為生意人，他算賬、包裝、宣傳、銷售。很早以前他就對內地的唱片工業徹底絕望，認為一切唱片公司在經營上業已一敗塗地，卻還要從更窮的音樂家身上榨取銀兩，於是乾脆在後脖領插根稻草，往街心一站，自己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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