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翁方綱手稿完整描繪記錄的安岐舊藏《功甫帖》鑒藏印，與蘇富比拍賣墨跡本《功甫帖》不符。
圖二 《功甫帖》“禾”字用筆比較——《景蘇園帖》（左一）、《安素軒石刻》（左二）、蘇富比拍賣“墨跡本”《功甫帖》（左三）、蘇軾真跡（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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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翁方綱手稿中以畫代字描述其所見印上面一字似“■”(1)，該印與所見蘇富比“墨跡本”(3)上的不同，即與“墨跡本”上面沒有一點的橢圓形完全不同；下面一字右半，“墨跡本”竟將翁氏純屬猜測的“前上一印”下字右部“昔”字刻成印章，且可與前者合攏，(2)貌似“圖籍”，明顯與翁氏所記不合。
圖四 ▲ 蘇富比“墨跡本”《功甫帖》所缺的5枚古代鑒藏印——“槜李項氏士家寶玩”(左)、“梁清標印”(中上)、“蕉林秘玩”(中下)、“子京”(右上)、項叔子(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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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項元汴鈐印習慣—— 蘇軾《行書渡海帖》(1) 蔡襄《澄心堂帖》(2) 米芾《向亂帖》(3) 米芾《小楷向太后挽詞帖》
鐘銀蘭 淩利中
■ 翁方綱所見安岐舊藏蘇軾《功甫帖》非蘇富比拍賣“墨跡本”《功甫帖》
從去年底開始，關於蘇富比版《功甫帖》的真贗爭論便成為了書畫界、文物界與收藏界最受關注的焦點。
《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從一開始便深度關注這一事件，一直力求多角度呈現理性學術的聲音，在2013年12月30日推出專稿《東坡書風與功甫帖》後，經歷了上博研究員2014年1月1日公開發表論文質疑《功甫帖》為假、蘇富比發文聲明《功甫帖》為真、劉益謙的朋友顏明公開聲明稱購買者劉益謙未説實話與“選擇性耳聾”、劉益謙2月18日舉辦北京發佈會以及這一發佈會被多方面質疑等一系列事件後，《東方早報·藝術評論》從本期開始將獨家連載上海博物館研究員鐘銀蘭、淩利中對《功甫帖》辨偽的最新學術文章。本期刊出的《〈功甫帖〉辨偽新證(上)》通過首次公佈剖析現藏台灣中央圖書館翁方綱《復初齋文集》手稿本(圖一)，完整披露了翁氏《跋蘇軾功甫帖》中的所有鑒藏真相：據翁手稿所記，可以獲知、還原安岐舊藏《功甫帖》確有經明代項元汴、清初梁清標收藏遞傳之史實及其原貌。而蘇富比“墨跡本”本幅並未見項子京三印，梁清標二印亦不翼而飛，四枚舊印的篆文書寫筆畫形態、文字內容及印章規模大小等特徵也與翁氏所記差異甚多，明顯屬於兩件作品。
針對《功甫帖》曾入藏上海博物館的傳言，上博還通過《東方早報·藝術評論》首次公佈了許漢卿先生寄存以及入藏上海博物館文物中均無《功甫帖》的證據。
關於古書畫真偽鑒定的方法，明代鑒賞家張應文(約1524－1585)《清秘藏》“論書法”中論述頗精，“先觀用筆結體、精神照應，次觀人為天巧、真率造作，真偽已得其六七矣；次考古今跋尾、相傳來歷，次辨收藏印識、紙色絹素，而真偽無能逃吾鑒中矣。或得其結構而不得其鋒芒者，模本(摹本)也；得其筆意而不得其位置者，臨本也。” ((見本期《東方早報·藝術評論》第5版圖二)(注1)誠然，目鑒與考證是歷代書畫鑒定家採用的兩種主要途徑。二者之關係，當以“鑒”為主，“考”為次，有時更無“考”之必要。換言之，“鑒”之結論若屬準確，即便再考，其所“考”必與所“鑒”一致；反之，則相左。因此，兩者雖主次分明，亦相輔相成。
于蘇富比《功甫帖》偽本之判斷，傳統目鑒已然足矣(注2)。不過，倘將晚清“近來市賈所售墨跡，多從法帖中雙鉤”(王端履)這一書史作偽現象作為美術史的研究課題，考證之必要就愈加突出，亦有助於印證上析方法論中“鑒”“考”之辯證關係。
鑒此，本文將圍繞安岐(1683－約1742)舊藏蘇軾(1036－1101)《功甫帖》的研究而展開，重點對該帖鑒藏遞傳之史實真相，以及其摹本的衍生等相關問題作進一步的梳理與鉤沉。希冀對是帖之探討，為古代書畫摹本中一稿多本的畫史現象研究，補充新的依據與視角。
翁方綱所見安岐舊藏蘇軾《功甫帖》非蘇富比“墨跡本”
有關安岐舊藏蘇軾《功甫帖》本幅之鑒藏印記，安氏《墨緣匯觀》及鮑漱芳《安素軒石刻》中皆略有記錄，比如安氏《墨緣匯觀》內容雖較詳，但亦非全文抄錄(注3)。從目前資料看，堪稱最詳盡的，非翁方綱(1733－1818)莫屬。
2002年4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內收《功甫帖》翁氏題跋全文，卻未將鑒藏印記資訊囊括。事實上，翁氏《復初齋文集》手稿本【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共計一百零二卷，原稿為乾隆至嘉慶間翁氏手寫，行草，魏錫曾(？－1882)手書題記，完顏景賢舊物，現藏台灣中央圖書館】第六十七卷中，不僅有《跋蘇軾功甫帖》，且于箋紙上欄空處，以行草小字忠實地記錄了該帖中所有的鑒藏訊息，為後世還原獲知《功甫帖》遞藏傳承真相及其原貌，提供了最為詳細的第一手原始文字與圖像資料(注4)。如圖所示(圖一)，釋文如下：
安記所謂“前後半鈐四印”者。
前上一印：色極淡，其色略似《天際烏雲》後“之書”、“至法”、“書印”。露後半二字，是紅文。上“0”似是“囗”字內某字，下“耒”字，或“耤”。
下一印白文：只露後半“世家”二字。
後中間一印：紅文。淡。只露前半二字，上似“■”，所露極眇，竟不可知是何字？
後下角一印：白文。似極大之印，只露右上一角，似“義”字。
此四印是舊印也。
余則“張镠”二字白文印、“安儀周家珍藏”六字紅文長方印、“梁清標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紅文方印、“子京”二字紅文葫蘆印、“項叔子”三字白文方印、“槜李項氏士家寶玩”八字紅文長印。
按，文中“安記”指成書于乾隆七年(1742)安岐的《墨緣匯觀》；“天際烏雲”即翁氏舊藏蘇軾《天際烏雲帖》，亦稱《嵩陽帖》，民國六年(1917)二月商務印書館有影印；“紅文”即朱文印；“前”、“後”分別指帖之左、右。將翁記與蘇富比“墨跡本”對照，有如下數處明顯不同：
1.“前上一印”，可對應“墨跡本”右上騎縫半印作比較。此朱文殘印色極淡，屬四字印後半二字，翁氏未識作“圖籍”，而認為上字可能是“囗”字內某字，下字僅剩左半“耒”，右半全無，翁氏猜測為“耤”之“昔”。按，“耤”古通“藉”，意借也，與“圖籍”之“籍”不通用。
2.“後中間一印”，可對應為“墨跡本”左面中間朱文殘印。該印只露前半二字且為殘字，其中上面一字所露極少，翁氏竟不知是何字，故以畫代述，“似‘■’”；下面一字，可能過於殘泐，翁氏竟略去，亦並見到“昔”字。由此可見，該印與所見蘇富比“墨跡本”不同，即上面一字“■”與“墨跡本”上面沒有一點的橢圓形完全不同；下面一字右半，“墨跡本”竟將翁氏純屬猜測的“前上一印”下字右部“昔”字刻成印章，且可與前者合攏，貌似“圖籍”，明顯與翁氏所記不合(圖三)。
3.“後下角一印”，可對應為“墨跡本”左下角“義”字殘印。翁氏指出，該白文印似是一枚“極大之印”，印殘，只露右上角，“似‘義’字。”試將“墨跡本”中“義”字，按其大小模擬組成四字印，可見其尺寸大小與本幅中“世家”印並無區別，根本不是極大之印。另需指出的是，“墨跡本”中“義”字殘印，與“世家”二字印一樣，鈐蓋時與原紙邊緣亦留有較大距離，分明是一枚尚不到原印四分之一大小的印章。
4.介於“張镠”、“安儀周家珍藏”二印與項元汴三印之間，尚有清代大收藏家梁清標的鑒藏印記：“梁清標印”四字白文方印、“蕉林秘玩”四字朱文方印——這兩枚尺寸不大的梁氏常用印，于蘇富比“墨跡本”中卻不見蹤影。
由上可知，翁氏所記“安記所謂‘前後半鈐四印’者”，其篆文書寫筆畫形態、文字內容及印章規模大小等特徵與所見蘇富比“墨跡本”差異甚多(安岐舊藏《功甫帖》舊印中也未必是“義”、“昔”，如果翁氏當年所見為“墨跡本”，憑其淵博深厚的金石古文字學修養，是毋需舉棋不定的)，明顯屬於兩件作品。
尤需強調的是，據上述翁手稿所記，可以獲知安岐舊藏《功甫帖》確有經明代項元汴(1525－1590)、清初梁清標(1620－1691)收藏遞傳之史實。翁記諸印按序而列，當錄自蘇書本幅，而蘇富比“墨跡本”本幅未見項氏三印，梁氏二印亦不翼而飛(圖四)，這根本不符兩人鑒藏習慣。首先，項氏獲藏之際，帖上僅舊殘印四枚，較之後代藏家，數其鈐印空間最大，不可能不于原帖九字下大面積空紙上蓋印。再者，項氏向以好鈐印著稱于史，少則三四枚，多則二百餘方，鈐蓋時先本幅後本幅外，意在藉古人名跡以傳不朽，有時為加鈐更多用印，甚至故意將己印直接覆于古人字跡之上。比如蘇軾《行書渡海帖》(項氏本幅鈐印達14枚，其中“神”“品”二印覆于字上，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米芾《行草書盛制帖》(本幅項氏鈐印15枚，其中“平生真賞”“項氏子京”“神”“品”四印蓋于“盛”“藏”“感”三字之上，故宮博物院藏)、張孝祥《行書臨存帖》(本幅鈐項印12枚，其中“槜李項氏士家寶玩”鈐兩次，一處直接蓋于墨跡上，故宮博物院藏)、蔡襄《澄心堂帖》(項氏本幅鈐21枚，其中兩枚蓋于字上，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等(圖五)。此番情形于項氏而言，實在是不勝枚舉(注5)。
而作為安岐前輩暨《功甫帖》的擁藏者——梁清標不于本幅鈐印之可能性亦微乎其微，一則帖中仍有不小的鈐印空間，再則身為梁氏書畫掌眼、裱畫師兼古董商的張镠(字黃美)亦于《功甫帖》上留印。傳世所見梁氏珍藏古書畫如金李山《風雪松杉圖》卷(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藏)、元衛九鼎《洛神圖》軸(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米芾《行書多景樓詩》冊(上海博物館藏)等甚夥，除鈐蓋己印外，多有張氏印記，這幾乎成為了兩人間的一種配印組合，或亦透露了梁自張紹介獲購之史實。
因此，項、梁兩位大藏家早於安岐之前，遞藏該帖持續近百五十年，不可能同時避開蘇字本幅空處而另行覓紙鈐印。翁方綱獲見《功甫帖》之際，帖中共計有11枚前人鑒藏印，而蘇富比“墨跡本”僅有6枚，從其高清圖諸印邊緣看(注6)，亦可完全排除流傳過程中項、梁5印經重裝裁挖之可能。
更悉，目前明確可知蘇軾《功甫帖》于明清時期的鑒藏、著錄以及摹勒上石過程，有如下事實：項元汴→張镠→梁清標→安岐→江德量→鮑漱芳(鮑氏《安素軒石刻》中3件蘇軾作品均來自江德量家族舊藏)，前後遞藏逾250年；其中，據梁清標與張镠之親密關係，帖中張氏所鈐印記，或于梁氏從別處購得後，或將己藏轉售梁前(注7)。帖經翁方綱寓目，《墨緣匯觀》(1742)、《復初齋文集》(1790)分別著錄；按，翁氏知悉鮑漱芳本人及其《安素軒石刻》摹刻情況，更與摹刻者黨錫齡互為藝友、與入值軍機處的鮑勳茂(鮑漱芳弟)係同僚。摹勒上石情形為：《安素軒石刻》首刻(1799，鮑刻中對鑒藏印有選擇性)→《景蘇園帖》[楊守敬(1839－1915據前者翻刻)](1892)等。
綜上可以判斷：江德量逝前三年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攜示翁方綱賞鑒的安岐舊藏蘇軾《功甫帖》，定非蘇富比“墨跡本”無疑。
附：
許漢卿先生寄存以及入藏上海博物館文物中均無《功甫帖》記錄。2000年5月19日，許允恭先生簽收《上海博物館退還許允恭家庭寄存許漢卿舊藏文物清單》收據(見本期《東方早報·藝術評論》第7版圖六)，共計9件，其中僅1件作品署蘇軾之名，品名為《定惠院帖》。
(1)明張應文《清秘藏》卷上，藏修堂叢書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
(2)鐘銀蘭、淩利中《“從法帖中雙鉤”——析＜劉錫敕＞＜功甫帖＞墨跡鉤摹的性質》，《中國文物報·收藏鑒賞週刊》2014年1月1日；全文51張配圖，可參見《文物天地》2014年1月18日網路版。
(3)如不錄梁清標鑒藏印有：蘇軾《洞庭中山二賦卷》、展子虔《遊春圖卷》、李昭道《江帆樓閣圖》等；不錄張镠鑒藏印的蘇軾《覆盆子帖》、《職事帖》(現稱《致主簿曹君帖》)等。清安岐《墨緣匯觀》，江蘇美術出版社1992年9月。
(4)《清代稿本百種彙刊》集部，全廿八冊(九)，頁2330－2331，台灣：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8月影印。按，《復初齋文集》手稿二十卷，附錄一卷，詩稿不分卷，筆記稿十五卷，札記稿不分卷，乾隆嘉慶間翁氏手稿本，現藏台灣中央圖書館，FB.64:97.131-158。
(5)徐邦達先生論古代私人鑒藏家印記所鈐部位：“手卷大都鈐在本幅前後下方角上……，挂軸、冊頁等也總鈐在本幅左、右下角或兼及上角以至裱邊。同時，各家鈐印也各有自己的習慣，如項元汴的藏印，所見鈐在一件書畫上的有多至二百餘方的，其中有一印重多次，印色亦不相同，應非一時鈐上去的；鈐得較少的一般也在三四方以上。”見《徐邦達集》(一)《古書畫鑒定概論》頁42，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0月。
(6)2013年7月9日，筆者受邀于紐約蘇富比總部辦公室上手觀摩時，已經注意到了該帖中諸印邊緣之情形。
(7)張镠與梁清標的關係，可見吳其貞(1607－1677後)康熙七年(1668)記載：“趙松雪《寫生水草鴛鴦圖》紙畫一小幅……。此圖觀于揚州張黃美(镠)裱室。黃美善於裱褙，幼為王公通判裝潢，目力日隆。近日遊藝都門，得遇大司農梁公(梁清標)見愛，便為佳士。時戊申季冬六日。”按，王公通判，即揚州通判王廷賓，字師臣，三韓生員，入旗出仕，官至山東臬司，降揚州通判，為人剛毅，富書畫收藏，曾獲藏黃公望《剩山圖》卷(浙江省博物館藏)等。張镠早前曾為王氏物色書畫，如王氏所藏劉松年《秋江挂帆圖》“觀于揚州通判王公齋頭。係近日使張黃美買于京口張則之手。時庚戌(1670)秋七月六日”，“《張子政柳燕圖》絹畫一小幅……。此圖為通判王公得于揚州親友詹用時手，時則觀張黃美畫日”。清吳其貞《書畫記》，見《中國書畫全書》(八)頁103，上海書畫出版社1994年10月。又，梁清標藏傳李成《茂林遠岫圖》卷(遼寧省博物館藏)鈐有“邗上張镠黃美拜觀”一印，米芾《多景樓詩冊》(上海博物館藏)鈐“黃美曾觀”“張镠”二印，從印文內容看，表明物主為梁氏，作為助手的張镠留印或屬於鑒定賞玩性質，另如葉夢得《尺牘》(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之情形亦然；如果有張氏印而無梁印，表明可能為張镠經手鑒定過的作品或張氏自己藏品，如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宋蘇軾《行書屏事帖》、蘇洵《致提舉監丞札》、王安石《行書過從帖》，故宮博物院藏蔡襄《楷書門屏帖》、王素《楷書德才帖》等。■
(未完待續。作者繫上海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