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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著多年的研究積累和工作經驗，自徵集回這幅“畫”起，易蘇昊同志感到它不是一件普通的“畫”，就下決心一定要搞清楚。因此圖在有鄰館時秘不示人，所以在日本沒人研究過它，而國內對其更是一無所知。時間一晃兩年過去了，可對“青綠山水手卷”的鑒定卻毫無進展。這件“手卷”是一幅山水畫兒呢?還是一幅地圖?如果是畫兒，那麼它是何時、何人畫的呢?如果是地圖，它又是一幅什麼內容的地圖呢?這些問題像石頭一樣壓在易蘇昊的心頭。正在“青綠山水手卷”鑒定、研究工作陷入停擺迷茫之際，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世民同志傳來佳音，他告訴易蘇昊同志，一位名叫林梅村的北京大學考古係年輕教授對於古代西域很有研究，不妨請他來作專題研究。易蘇昊同志聞得此訊頓有柳暗花明之感。在王世民同志的引薦下，2004年1月，易蘇昊與林梅村兩人見了面，之後，林梅村先生欣然接受了易蘇昊同志的委託，開始著手研究這件“青綠山水手卷”。
林梅村曾經師從季羨林、宿白、馬雍、蔣忠新等著名學者，早年任職于中國文物研究所，1994年起在北大考古係(現為北大考古文博學院)主講絲綢之路考古。現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他對於《蒙古山水地圖》手卷的鑒別與研究，首先得到了宿白先生的充分肯定和一定的具體指導，鼓勵他儘快拿出研究成果。經過長達近八年時間的潛心研究，搜尋了數百種中文、日文、西文文獻資料;並通過參與幫助中央電視臺攝製《1405——鄭和下西洋》、參加中國國家博物館蒙古高原考古隊等工作，林梅村教授實地考察了東南亞、中東、土耳其等國的鄭和史跡以及蒙古國匈奴、突厥、蒙古汗國遺址和文物;又多次到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台北故宮、中國香港、日本東京、義大利等的圖書館和博物館尋找線索;還拜訪了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鄭培凱教授、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亞洲部主任屈志仁教授、中央美術學院尹吉男教授、上海博物館單國霖先生等專家學者;誠邀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徐文堪先生、上海圖書館許全勝先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吳平教授、台北故宮博物院盧雪女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先生、任超先生、魏正中先生等幫助，以及得到馬鍵、蓧原典生、盛潔、李高峰、沈勰等北大博士生、碩士研究生、留學生等幫助搜尋資料，披沙揀金，最終撰著成《蒙古山水地圖》一書，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饒宗頤先生題寫了書名，由文物出版社在2011年9月出版了。
我有幸認真閱讀了《蒙古山水地圖》一書，被林梅村先生嚴謹治學的精神所感動，也被我們祖先在明代所掌握的世界地理知識所震驚。
《蒙古山水地圖》手卷，縑帛設色，為中國傳統手卷式地圖，原圖應長40米，從嘉峪關到魯迷(時為奧斯曼帝國首都，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城)，堪稱明代絲綢之路地圖。此圖有兩個明代刻本：一個是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西域土地人物圖》，收入馬理等人纂修的《陜西通志》;另一個是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刻本《西域略圖》，收入明代無名氏《陜西四鎮圖説》，《蒙古山水地圖》手卷為《西域土地人物圖》等各種版本的母本。後來此圖流落民間。
林梅村教授根據這些文獻資料考證出，現存的《蒙古山水地圖》手卷應繪製于明嘉靖三年至十八年之間(1524——1539年)，且現圖只是原圖的四分之三，另外的四分之一、有近十米長的部分則被人割去了，地理範圍應是從天方到魯迷(時為奧斯曼帝國首都，今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城)。現圖為30.12米，從嘉峪關到天方(今烏沙地阿拉伯的麥加)，211個明代地域名。圖上題簽雖被撕掉，但圖背面有尚友堂題簽“蒙古山水地圖”。尚友堂為明清著名書坊，曾因刊刻明代小説家淩濛初《初刻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聞名於世。所謂“蒙古”實乃稱雄歐亞大陸的蒙古四大汗國(窩闊臺汗國、察合臺汗國、伊利汗國、金帳汗國)的後續王朝。如果説《鄭和航海圖》(即《武備志·航海圖》)是明朝與西方海上交通的真實寫照，那麼《蒙古山水地圖》手卷則全面反映了明朝與西方的陸路交通，兩者充分展示了明代中葉中國人豐富的世界地理知識。
《蒙古山水地圖》手卷從一件秘藏的不被世人所知的“青綠山水手卷”，塵封幾百年後，經過林梅村先生近八年的披沙剖璞，尤其是在台北故宮發現了此圖的宮中彩繪抄本，這個抄本為明代兵部或禮部用圖，證明《蒙古山水地圖》原本為嘉靖皇帝用圖。這是21世紀中國文物考古重大新發現，被專家稱之為唯一能與現存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藏中世紀世界地圖《伽泰羅尼地圖集》(1375)、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明洪武二十三年《大明混一圖》(1389)、京都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朝鮮李朝太宗二年《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1402)、威尼斯馬爾西亞那國家圖書館藏《毛羅世界地圖》(1459)世界四大地圖相媲美的大地圖，讓人無比的興奮!《蒙古山水地圖》手卷的問世，必將推動絲綢之路歷史、考古、語言和地理研究的深入，為當今中國學術乃至世界學術開闢一個新的學術天地。
林梅村先生為了搶救這件“國寶”，盡心竭力，耗時長達八年的時間，孜孜矻矻，其嚴謹態度和科學精神，堪稱文博界的楷模，顯得難能可貴!
現在文博界很多專家都在為文博事業默默無聞地辛勤工作著，還有很多專家近幾年，用他們淵博的學識，在文物藝術品市場上為國家搶救出眾多的國寶。諸如，1993年著名陶瓷鑒定專家耿寶昌、馮先銘兩先生從香港佳士得拍賣會上以120萬港元購回的大明成化“青花庭院文物蓋罐”，此種蓋罐現在世界僅存四件，兩件在美國博物館無蓋，一件在北京大學賽克勒博物館為殘件無蓋，保存完整又帶蓋的僅此一件。1995年著名書畫鑒定專家徐邦達先生力主從北京翰海拍賣公司以1980元購買的北宋張先《十咏圖》手卷。2002年啟功先生力主從中貿聖佳拍賣公司以2999萬元購藏的米芾《研山銘》手卷。2003年時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著名書畫鑒定家蕭燕翼先生力主從中國嘉德拍賣公司以2200萬元購藏的隋賢書《出師頌》手卷。上海博物館汪慶正館長分別以500萬美金購買的“翁氏藏書”、《淳化閣帖》。2009年傅熹年、章津才兩先生幫助中國嘉德拍賣公司，把一件被定為“蘇州片”的書畫，糾正為宋人《瑞迎圖》手卷，搶救了一件國家博物館一級文物。2004年中貿聖佳拍賣公司徵集到一件清乾隆皇帝《八徵耄念之寶玉屏風》，經過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張廣文同志考證，此屏風為清東陵乾隆墓隆恩殿丟失之物，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價值、文獻價值，是一件十分珍貴的文物。還有一件清乾隆《黃玉觥》，第一次標為明代《黃玉匜》，第二次經過張廣文同志認真考證，查考了乾隆禦制詩全集等文獻，重新定名為清乾隆禦制《黃玉觥》，從一件澆水用的器具，正名為宴會上觥籌交錯飲酒的酒器，身價倍增，等等，不勝枚舉。從這些事例中，我們深深體會到文博界需要的正是這樣有責任感、肯鑽研、不追名逐利的專家，只有在文博界樹起這樣的正氣和新風，才能充分發揮出文博界的優勢，為我國文化建設做出更新、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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