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虹《畫瓶之三》油畫 2012年
當我們聚焦每年的三月，規模龐大的、數量眾多的、名目繁雜的“風花雪夜”的藝術大派對，似乎是對女藝術家的節日美學的學術定位。當“風花雪夜”藝術大派對成為三八婦女節的文化主體，不無遺憾地是成為另一種文化現象的藉口，即藝術原創的激情和人文情懷的關注的缺乏。或許，三月正在成為娛樂性、消費性、時尚性的女人的節日。的確，每年的三月，更像一次集娛樂性、消費性、時尚性的女性藝術的狂歡節。狂歡的主角自然少不了四種元素：媒體、美術館、女藝術家和美術批評家。實際上，在三八婦女節的美術展覽上，媒體、美術館、女藝術家和美術批評家是各懷心思，卻又配合默契。然而，四角戲的微妙與嫺熟，更是成為了中國獨特的一道文化風景線。
美術批評家：節日美學的生産者
處在資本化過程中的美術批評家，面對各種藝術展覽時，經常會陷入一種人格的自我分裂的狀態。當美術批評中的迎合和敷衍的展覽學術腔調，充斥在三八婦女節的女性美術展覽的現場中，偽學術與真學術的博弈的結果，常常是以美術批評立場的曖昧或者喪失生産出應景的藝術美學作為終結。事實上，美術批評家正在墮落為御用的美術批評工具。曾經有一家電視媒體在採訪我時問道：“今天是三八婦女節，對這樣一個(女畫家們)展覽有什麼意義?”此時，我真想回答它的是“三八婦女節與展覽有什麼關係!”但是我沒有這樣做。如果僅僅是為了迎合或者敷衍一下媒體它有悖于我的學術性格，但是作為美術批評的嘉賓從千里以外被邀請到展覽現場，你不得不把迎合和敷衍的學術腔調當作與媒體打交道的最禮貌的體態語言，笑臉相迎而又煞有介事地説三八婦女節的女畫家的展覽是多麼的有意義。而問題是，到場的美術批評家沒有人會給進行採訪的媒體提出任何 “意見”，成為一種集體有意識的應景美術批評的遊戲規則。所以，心知肚明的美術批評家在此時，都會恰如其分地使用迎合和敷衍的展覽學術腔調應付媒體、美術館和女藝術家。使得節日期間的女畫家們的群展，成為最無聊的、最可憐的文化遊戲。在三八婦女節那天，稍有規模的女性畫展，都有美術批評家到場的學術研討，當美術批評家離開了媒體，面對藝術家創作的本身時，學術的評價依然是擺脫不掉的節日腔，幾乎一邊倒地學術的肯定與讚美，消費節日與被節日消費的美術批評成為地地道道的應景美術批評。現場迎合和敷衍的展覽學術腔調生産出的應景美術批評，在給予了女性藝術節日美學的文化定位的同時，也降低了女畫家的學術品位。實際上，迎合和敷衍的展覽學術腔調生産的應景美術批評，不僅與媒體的狡黠形成了共謀的關係，而且也是與展覽館的精明形成了共謀關係,同時也與女畫家自身的無奈成了共謀關係。恰恰是這種共謀關係，更加深了女畫家們的藝術在學術和市場上的邊緣地位。
媒體：節日秀場中狡黠的藝術“獵人”
有人曾經這樣説過，這個時代如果你不會和媒體打交道，你就無法取得事業的成功。我想説的是如果媒體不會和商機茍合，它就很難在這個慾望膨脹的消費社會生存。實際上今天社會的媒體人更懂得誰是“金錢”的符號，誰是“金錢”的本身。雖然藝術品不能等同於具有法定資格的硬貨幣，卻依然能夠成為具有某種市場流通功能的軟貨幣。當藝術品成為一種軟貨幣時，作為價值的符碼，其誘人的升值空間，以及製造賄賂經濟的能量，令世人汗顏。一個電視或者紙質媒體人，可以通過節日展覽的新聞報道不僅掙到500元不等的小費，而且可以成為隱形的“獵人”職業特徵的藝術經濟人。媒體藝術“獵人”的狡黠就在於，把電視傳媒或者紙質媒介視為平臺，為所謂名家拍專題片或者發畫為由，寫點小文，賺得畫家一張畫。而三八婦女節的女畫家的集體出場，媒體身份的藝術“獵人”們，絕不會放棄任何展覽的秀場。以報紙媒體為例，藝術“獵人”們，在展覽上與女畫家們的一次偶然地派對之後，便把電話打到作為“獵物”(藝術家)那裏，以在報紙上發畫為由，輕而易舉的獵取尚未進入市場的女藝術家2至10幅不等的畫。作為回報，在美其名曰的紙質美術館——報紙的美術專刊為女畫家發個整版。藝術“獵人”熱衷於節日的展覽事出有因，雖然節日展覽的主題與政治有關，但是學術跟節日政治的主題永遠是冤家。相反，媒體在節日的政治主題面前永遠是贏家，因為，一次女人節的藝術派對的正面宣傳之後，隱藏著作為藝術“獵人”的商業動機。但是，“獵人”的“獵物”的價值標準是市場流行什麼就獵取什麼。因此，媒體身份的藝術“獵人”實用主義的消費觀與政治的投機主義觀，最終顯示出了藝術“獵人”商業狡黠的背後是文化的淺薄與短視。
美術館：節日噱頭背後精明的藏品機制
或許，三八婦女節期間的女畫家展覽和學術無關是與它的“政治意義”特意打造秀場的由來已久。本意為爭取工作權、選舉權的三八婦女節，在部分美術館的負責人那裏演繹為中國式的藝術參展權。正像一個美術展覽館的女經理説的，“女人的節日不要門檻太高，她們平時連參展的機會都沒有，今天她們可以有機會展示自己的作品了。”女人節變成了藝術節，藝術節變成了參展權的實施過程。在女藝術家看來挺好，政府看來挺好，美術館的政治上有所作為之後是它商業的精明。有一個美術館利用三八婦女節製造了一個女性展覽“善舉”，邀請了20多個女畫家參展，展後每人留下一張畫作為展覽的回報。老實説，一次三八婦女節的美術展覽賺啦!那畢竟是拿到了20多張畫啊。美術館期望參展的人越多越好，自然留畫也就越多了，奇怪地是，三八婦女節的美術展覽，女性畫家的參展熱情特別高漲，她們更願意把節日期間的展覽當做一次公益活動而踴躍參加。美術館藏品機制的精明，也就在這樣貌似公益活動中得以顯現。的確，在三八婦女節那一天，全國的美術館無論是國營的還是民營的都沒閒著，十有八九是和三八節有關的美術展覽。但是仍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女性藝術的展覽不僅僅是發生在三八節的當天。當三月份的女畫家的展覽陡然增加，實際上整個三月份就成為三八婦女節的時間符號。正因為女性藝術扎堆的展覽集中在了敏感的三月，女畫家的展覽更像是不同的“風花雪夜”的一次派對。不僅因為“風花雪夜”藝術的唯美比較適合節日的祥和歡樂的美學特徵，而且也適合節日政治和諧的文化氛圍。而美術館在一次節日的“風花雪夜”藝術的派對之後，迎來的是低成本藏品的大滿灌。
女藝術家：節日派對時藝術參展的無奈
很多尚未進入市場的女藝術家知道和媒體打交道“交學費”的必要性，送畫拿畫的遊戲規則或許是一個雙贏的事情。對於女畫家來説，紙質美術館的自我推銷不會輕易放過，實體美術館的任何一次展覽機會也不能放過。有一個學術很不錯的女畫家説，她非常反感女性扎堆的藝術展覽，特別是三八婦女節的女畫家的展覽降低了學術的門檻，有著強烈藝術追求的女藝術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與之為伍。但是女畫家最終還是選擇了參加。她悲哀地感嘆道：就是這樣的展覽一年也很少能參加幾次。對於一個女畫家來説，如果一年的藝術履歷是個空白，那麼一個職業藝術的尊嚴在哪?事實上，女畫家的藝術生存比男性藝術家更加要艱難。在中國，藝術市場的主體是賄賂經濟，買藝術品實際上是買身份。中國是一個男權的社會，藝術市場實際的控制權掌握在男人手中，女畫家的藝術市場小的可憐。體制內的女藝術家的藝術生存還有工資的保證，但是體制外的女藝術家的藝術生存，不僅需要爭取更多的機會參加展覽，而且還要向藝術批評家套幾乎，面對藝術批評家在展覽現場的“迎合和敷衍的學術腔調”，總是給予了極大的尊重和傾聽。因為，體制外的女藝術家深知，參展和包裝都離不開美術館和藝術批評家。那麼爭取更多參展的機會，提高自己的出鏡率，期望贏得批評家的注意，就意味著自己離“藝術市場”越來越近了。一個體制外的女藝術家的藝術生存，同時也是一種解決溫飽的基本生存的訴求。因此，體制外的女藝術家掙紮在生活的底線上往往是饑不擇食，明知女人節的展覽是一個花哨的秀場，但是節日的藝術派對絕不放過。因為，它不僅是推銷自己的藝術時機，同時也是在推銷生活中的自己時機。讓自己的藝術和身體成為濃粧艷抹的節日對象十分非常重要。體制外的女藝術家在製造了大量的“風花雪夜”的藝術的同時，也埋葬了自己曾經追求的藝術理想。
從歷年的三八婦女節的女藝術家展覽來看，在“風花雪夜”的藝術派對中，人文情懷的當代藝術少之又少。但是有一種例外，執意學術品位的女藝術家會把自己的人文訴求的藝術創作拿出來與觀眾共用。但是人文張力和視覺張力的女藝術家的作品，最終會被遮蔽在三八婦女節的娛樂性、消費性和時尚性的“風花雪夜”的藝術派對中;最終會消失在美術批評節日美學的定位、媒體的藝術“獵人”的獵殺、美術館的藝術商業的攫取中。從某種意義上講，三八婦女節的女畫家的展覽是對真正具有學術品位的女畫家的一次貌似公正的不公正的傷害。我曾經質疑每年都在三八婦女節做女畫家展覽的策展人，為什麼總是在三八婦女節作展覽，她説：“只有在這一天館裏才給經費。”我問館長(男性)説：“為什麼女畫家的展覽總是趕在女人節日進行?”館長説：“女人的節日給女人一些關照。”或許是一種憐憫，或許是一種同情，三八婦女節的女畫家展覽産生的理由是如此的令人心酸。我真的很想問：女藝術家們你是怎麼看待節日裏的一場“風花雪夜”的藝術派對之後的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