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左至右依次是：Thelma Golden，Michael Govan，Defne Ayas，Linda Yablonsky
策展人負責將數件藝術作品組織到每一場展覽中。那麼是否可以説博物館館長負責將數場展覽組織到一間博物館或一間機構裏？薩凡納藝術與設計學院(Savannah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在上個星期舉行的“deFINE Art”會議便以小組座談的形式邀請了三位有意思的藝術博物館館長來討論他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和責任的。參加座談的三位館長分別是洛杉磯郡立藝術博物館(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以下簡稱LACMA)館長Michael Govan，哈萊姆畫室博物館(Studio Museum )館長兼總策展人Thelma Golden，以及鹿特丹Witte de With當代藝術中心館長Defne Ayas。而經驗豐富的文化記者Linda Yablonsky擔任了座談會的主持。
這三位館長來自非常不同的藝術博物館。Michael Govan的LACMA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機構，集中了來自世界各地及各個年代的藝術與藝術家。哈萊姆畫室博物館則積極地用工作室空間、教育項目與獎學金來吸引藝術家。相比之前，每四到六年就會更換一次觀眾的Witte de With當代藝術中心則扮演了一種為視覺藝術和創造性思考準備的城市實驗室的角色。
Michael Govan將LACMA看作是一間“市民的博物館”，一個“能夠影響一座城市”的機構。他希望能使這種百科全書般的博物館的形式適應一個新的時代，強調多元文化主義並形成一種“當代的視角”，同時連接洛杉磯這座城市。這是對LACMA的歷史的一種修訂。“綜合性的博物館是殖民主義的結果，”Michael Govan解釋説。“大都會博物館的敘述結構是錯誤的。將過去的故事集合起來是一種富有創造性的行為。”Thelma Golden同樣將她的博物館看作是一種對其所在地的反映。隨著哈萊姆區的發展變化，這座博物館也發生著相應的改變。它變成了一個“改變的理念能夠被廣泛的觀眾體驗到”的空間。她驚訝于來到畫室博物館的觀眾與作品的多樣性，這使得該博物館特定的項目適合於世界各地。Witte de With當代藝術中心則存在於一個具有持續的活力、國際性的環境中。Defne Ayas稱鹿特丹看起來並不太賞心悅目，但這座城市“要麼是歐洲的未來，要麼是歐洲的崩潰之地”。雖然鹿特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到了轟炸，但現在它已然變成了當代建築的一個中心，而他們的民族精神則是“建造一種精神，而不是一座神殿”。Witte de With當代藝術中心並沒有陷入到傳達一種完美標準的境地中，而是包含了一種“白色立方體與街道對抗的張力”。
雖然只有Defne Ayas特別提到了她對一種“受平臺驅動的藝術生態”的處理，但Michael Govan與Thelma Golden同樣也使用了這種態度。博物館不再會僅僅為了展示藝術就把空間隔離開來。它們演變成了商業、品牌、派對主辦方、看管者和考苦學家。制度則存在於它們的建築、網路以及分館中。“場館外和場館內一樣重要，”Michael Govan表示。
座談會討論的最後一個話題則是“藝術家的市民化”——藝術家與作為活動家整體的博物館都參與到了對他們的社會、文化與政治環境的重新塑造中。Thelma Golden將藝術家帶到博物館裏參加駐留項目和專業的培訓課程，將整個場館空間打造成了一種用於藝術創作和學習的“社會競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