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精品展展廳現場
2012“中國美術館年”
2012年，被稱之為“中國美術館年”，這一年由沿海到內陸各類美術館的興建熱潮席捲全國。高端民營美術館、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私立美術館、區域美術館、藝術院校的專業美術館陸續涌現在世人眼前……
西安作為全國重要的文化城市，近年來美術館博物館建設也處於一個發展熱潮期，而最為突出的是位於曲江的西安美術館，在三年的探索後，日漸成為西安人口中“美術館”的代名詞。
作為西安目前發展勢頭最快的西安美術館，館長楊超希望通過大展和學術研究帶動西安美術館的發展。近期的徐悲鴻藝術大展作為西安美術館2013年的開年展，引起了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在徐悲鴻文化藝術精神的感召下，拉開了西安美術館新年度的公共美育系列活動。而對美術館應該承擔的公共美育使命，楊超館長也有著自己的理解。
美術館承擔的公共美育使命
國內美術館業內人士近年開始提出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中國人需要什麼樣的美術館?美術館在構建城市文化、承擔公共美育責任的過程中，又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作為中國目前發展勢頭最快的西安美術館，館長楊超提出美術館應在重視學術研究，舉辦高層次藝術展覽的同時，重點解決好藝術與城市、藝術與城市文化、藝術與城市公共文化空間以及藝術與公眾的關係。美術館不應純粹是藝術家和批評家自娛自樂的平臺，而更應是社會大眾美育培育的基地。
現狀：中國沒有一家成熟的美術館
記者：對於2012年的“美術館熱”，您怎麼看?
楊超：應該説，這十年來，國內建立了很多美術館，但中國的美術館還處於僅僅做展覽的初級形態，中國的國家級美術館也一樣，收藏不系統，學術研究滯後。這兩年出現的很多私人美術館，大部分是為個人樹碑立傳的平臺，而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美術館。
記者：西方美術館的發展歷程是怎樣的?
楊超：西方中世紀晚期，架上繪畫誕生後，美術館的概念及實體也相應出現，西方美術館經歷了從展覽、收藏、為學術研究提供幫助到自身成為藝術研究的核心主體，其發展到今天，美術館本身成為被研究的對象，成為一門新的學科——美術館學。
記者：這是藝術在發展過程中，和整個社會發展相吻合的一種體現。
楊超：是的，當西方的美術館被成為研究對象的時候，我們僅僅還處在美術館是展覽作品的階段，説明我們的美術館是非常落後的。我們缺少收藏，本身的學術研究不夠，公共性缺失，功能不夠健全……但這些問題都不是核心的問題。
記者：核心的問題應該是?
楊超：美術館是幹什麼的。美術館從誕生那天起，就是個公共文化、公共美育平臺，肩負著一個城市、一個地區重要的文化使命。今天中國的美術館基本上是畫家和批評家自娛自樂的平臺，美術館和大眾、和城市之間的關係被切割了。
原因：中國傳統文化公共性缺失
記者：西方人已形成了週末進美術館的習慣，而國內我們現在基本還沒有形成這樣的觀念。這種差別有著怎樣的歷史原因?
楊超：首先要明確，不能説今天的人不進美術館博物館是今天的問題，其實這是一個歷史文化問題。今天之所以形成中國跟西方發達國家在公共文化、公共藝術上的差距，主要在於傳統文化形態的不同，我們的祖先在創建中華文化體系的時候，在公共文化方面是缺失的。
記者：怎麼講?
楊超：西方文化從誕生那天起，就帶有很強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具體體現文化本身的公共性和文化展示的公共性，以及文化傳播的公共性。其文化本身是對個體生命、整體精神信仰和精神價值的體現，而這種帶有強烈公共性的文化展示以城市的精神物化地標為平臺，這種城市精神地標又是傳播公共文化的的媒介，從而形成城市文化、城市文化空間和城市公共空間的緊密結合。如：古埃及和古希臘的神廟，古羅馬至中世紀的教堂，還有其後出現的美術館、博物館、城市公共文化廣場等。中國不一樣，中國文化從誕生那天起，就是個缺乏公共文化的“家國”文化系統，“家”就是家庭，“國”就是朝庭，在朝廷和家庭之外，廣大的公共空間缺乏文化訴求，從而導致中國古代城市城市文化的缺失。其實，在西方無論是早期的多神崇拜還是晚一點的單一宗教崇拜，其文化的精神地標是神廟和教堂，而表現文化的是雕塑，其精神地標就是一個自然的藝術展示平臺，也就是早期的公共美術館。
記者：按您的邏輯推理下來就是，沒有公共文化，所以直到今天，沒有建立公共文化空間，老百姓也就不會走進公共文化空間去欣賞文化、品味藝術?
楊超：1949年以後，中國建立了一些博物館、美術館，特別在一些文化比較發達的地方，很多博物館有了自己的收藏，但這些藏品有個大問題，就是基本上不展出，依然延續中國人古老的收藏文化，“收回來”然後是“藏起來”。這種自娛自樂的收藏，是沒有公共文化的具體表現。而中國傳統藝術創作由於文化本身的原因，藝術家基本和公共社會不發生關係。傳統藝術創作只是藝術家個體精神情懷的表現，這就形成了藝術家創作公共性和公共文化的雙重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