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洋子和列儂是"要做愛，不要作戰"的倡導者
小野洋子行為作品《切片》（Cut Piece）
約翰·列儂曾形容小野洋子為“最著名的無名藝術家”。時至今日，79歲的小野洋子依然創作著上世紀60年代讓她聲名大振的觀念藝術。作為倫敦節的一部分，6月19日，小野洋子的作品將在倫敦蛇形畫廊展出。與此同時，她也敞開心扉，與畫廊聯合總監漢斯談起了她的藝術理念，以及她和列儂未竟的夢想。
幾十年來，小野洋子從未遠離公眾視線，無論是作為約翰·列儂的未亡人，或是作為頗具聲名的女性藝術家。一頂禮帽、一副墨鏡似乎是她永遠的標誌，深深的“事業線”則見證著她不老的傳奇。
小野洋子在倫敦文華東方酒店的套房中接待了來訪的英國藝術史學家Simon Schama，這裡相隔海德公園的蛇形畫廊僅幾步之遙。6月19日，作為倫敦節的一部分，小野洋子的藝術——電影、裝置、“指令”作品——將在英國展出。即將踏入80歲門檻的她依然保持綽約風姿，就像一個“精靈”，當招牌似的墨鏡從鼻尖褪下，你會看到她的眼中流露著友善的笑意。
愛最終會取代仇恨嗎？
小野洋子從很小的時候起就學會了被憎恨。1945年，12歲的小野洋子在地下室裏躲過了3月的東京大轟炸。她母親的家族是日本銀行業巨頭，當時，他們這個階層的人大多數躲到了長野縣的輕井澤，那裏是上流社會消夏的勝地，但小野洋子的母親是一位現代女性，“一位藝術家，高貴的畫家，在設計方面頗有才華”，母親認為此時去享受自欺欺人的奢侈與和平才是不體面的做法，她告訴小野洋子，“我們不要加入這些卑鄙的中上階層。”
“對她而言，一切就像安德烈·紀德的《田園交響曲》……去鄉間是多麼美好。”他們租下一片農舍，然而，“那是一場災難”，小野洋子露出苦笑，每當事情不像預料中那樣發展，她總是會呈現這副表情。鄉間的人蔑視東京人，也不會縱容他們關於社會團結的浪漫情懷。況且，小野洋子的家族看起來似乎有一些異國味道，作為一個美國背景的女孩（他父親曾是舊金山安田銀行的負責人），她受到了特殊的厭惡——“我被迫害”。“我母親的美夢破碎了。如果去輕井澤，一切都會好些。”用家族的珍寶換得最低限度的食物，這位富家小姐見證了令人絕望的匱乏，“饑腸轆轆的一家人，到樹林裏去找蘑菇吃，他們全都死了……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樣的事情。”
她們的母親回到東京，留下小野洋子和弟弟獨自承受鄉間人們的鄙視。“我在美國受到迫害，我在東京同樣受到迫害。”她輕輕咳嗽了一聲，微微一笑。戰爭結束後，她坐在大卡車後挂鬥裏回到東京，司機喊道，“東京，這是東京。”“我完全無法相信，這裡什麼都沒有，人們住在廢墟中……但與此同時，經歷過這一切之後，我知道，我可以度過任何困難。”
愛最終會取代仇恨嗎？時隔多年，那種痛徹的情感仍在上世紀60年代一輩的腦海中翻涌，他們仍然不能原諒小野在“史上最偉大樂隊”間製造的裂痕，對此，小野也一直不能釋懷。但在當時，這種衝著小野的仇恨是混雜著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的可恥而惡毒的混合體，伴隨著對那位堅忍不拔、深受愛戴的利物浦人變得自命不凡、裝腔作勢的不理解。英國人覺得小野洋子搶走了他們的國寶，沒準他們現在還這樣想。
多媒體創新者
如果未成為列儂夫人，這個世界會知道小野洋子嗎？——“最著名的無名藝術家”，正如列儂形容的那樣。看完展覽，答案應該是一個大大的“是”——這是一個他倆喜歡的詞。與列儂相識前，小野已經為自己確立了“多媒體創新者”的形象——一個力圖使各種表現的和概念的藝術作品達到一種詩學本質主義的先鋒。你可以在她的電影裏捕捉到這種大膽的天真，最佳案例來自1964年她在蛇形畫廊展覽上的行為作品《切片》（Cut Piece）。她面無表情地坐在臺上，任由觀眾從她的衣服上割下碎片——觀眾一開始還有點不由自主的緊張，後來就越來越無所顧忌。影片帶來了與希臘戲劇一樣的困擾效果。
《蒼蠅》（Fly）則是對1930年代超現實主義的迴響。一隻肥碩的蒼蠅落在女孩豐滿的上唇上面。它爬來爬去，嗡嗡作響，嘴上的吸管微微翕動。她一動也不動。它慢慢地爬到她下嘴唇，悠然自得地停在那濡濕的縫隙處。實在噁心極了，但又令人驚嘆。在所有的古怪背後，是讓人震驚和入迷的美。
不要低估小野洋子和列儂一起創作出來的藝術和音樂（有些非常糟糕，但還有一些，比如“Approximately Infinite Universe”，是無可爭議的佳作）。
時至今日，40年過去了，小野仍然在“給和平一個機會”，正如他們在蜜月套房的床上，對著狗仔隊的鏡頭，對著全世界歌唱。
“暴力應該停止了。”在這個現實的社會，她的姿態始終如一，“每天我都在推廣‘想像和平’(Imagine Peace)。這是一種群體冥想，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參與。如果你想像和平，你就不會殺人了。這不是很好嗎？”
你有多想讓生活變好？
小野洋子藝術創作的靈感可以追溯到她的童年。
“一切都是從音樂開始。”她回憶説，上學之前她被母親送到位於東京池袋的自由學園明日館，這所由美國建築大師弗蘭克·勞埃德·賴特設計的屋子裏曾經誕生了許多日本音樂之星。她的家庭作業是傾聽家中白天的聲音——表針的嚓嚓聲、水龍頭的滴答聲——然後把它們變成音符。將噪音轉化做音符，聽起來似乎是約翰·凱奇發明的玩意兒。然而，凱奇將在1950年代影響全球，早在1930年代，類似的概念成了日本一所幼兒園的家庭作業。之後，日本遭到毀滅性的軍事報復時，那些專注于感官反映的時光就變得相對珍貴了。
那種“再看、再聽、再想”的禪修，那種將日常生活中的世俗王國轉換為先驗王國的能力一直伴隨著她，從東京到紐約。不需要太深入的人類學分析，就能看出她的禪學遺産對抗著1950年代投機的物質主義，無論是戰敗的日本還是戰勝的美國，都期待從戰爭中獲得回報。在美國和日本所有戰後恢復中，她最感興趣的是“精神的恢復”。歸根到底，最重要的是：“你到底有多想讓生活變好？”
在紐約錢伯斯大街“冷水公寓”，她進行了一系列表演和音樂會，極簡主義的“指令”和瞬態經驗替代了框架圖像的靜態和自命不凡。眼睛和大腦替代了圖像，這一技巧可愛、自由，是真正的創新，“我覺得藝術應該像科學一樣，總是發現新的事物，我希望成為居裏夫人。”
1966年，當約翰·列儂和小野洋子電光石火交匯的那一瞬間，小野洋子已經是一位頗有名望的先鋒概念藝術家。她堅稱自己真不知道他是誰，那時候是幹嗎的。“我只是看到這個看起來很有魅力的男士對我的作品非常關注。”對於即將降臨到他們頭上的披頭士狂熱，他們一無所知。“我很天真，我們都是……我覺得一切將會很棒。但是事實並非如此。我的工作消失了。而約翰，即便他有那麼強大的力量，也開始遭到抨擊。”她沉默了一會兒，寬闊而陽光的臉龐飄過一朵悲傷的烏雲，“想到我可能是這一切的原因，我覺得非常沮喪。”
然後，她回憶起一切美好的事物：她和列儂合作首張專輯《Full of Things Not Done Before》的那個漫漫長夜。黎明的微光穿透窗戶，“我們覺得彼此就是居裏夫婦，試圖改變世界。我知道這種驕傲感可能被一些人視作傲慢，但那不正是活著的理由嗎？”她還記得自己製作的一部電影，列儂有時顯得神秘的面容融化作一個邪惡的壞笑。此時，你會意識到，小野洋子果真未曾改變，即便經歷了全世界，經歷了所有的過往，她依然像一個永不變老的孩童。對她而言，一個微笑就是一件藝術品，富人再有錢，也無法在拍賣會上買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