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需要怎樣的“公共美術館”？這其實是個值得追問的重要問題。這是由於，如果從完善的公共美術館體制來看，恐怕當代中國的公共美術館尚未完全達標，甚至可以説，當代中國還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公共美術館。2007年曾與造訪中國的美國某美術館的館長共逛京城，他提出先看看中國的公共美術館，當然我們的首選就是最主流的中國美術館，當時除了齊白石、林風眠特展之外都是當代美術的及時展示，觀後這位館長就追問道：現代中國美術史的展線到底在哪？
的確，在中國的公共美術館既沒有古典美術史的超長展線，也缺乏現代中國美術史的固定展線。北京故宮的武英殿只能定期輪轉展出50余幅歷代書畫，台灣故宮博物院的美術品則因遠離實體建築而更為注重展示而非僅僅館藏的功能；中國美術館的空間容量亦制約了現代中國美術的長期展示，且其收藏條件曾一度堪憂，而諸如民生現代美術館之類的民營機構也開始參與到當代藝術史的“知識整理”當中。那麼，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追本溯源，問題就出在“公共美術館”究竟該如何加以定位？
所謂“公共美術館”（Public Art Museum）的全譯應該是“公共美術博物館”，然而，美術館這種來自西方的建制，舶來之後卻出現了某種變異。在西方，美術館就是博物館的分支，並由於其審美的功能而成為“博物館中的博物館”，也就是被打造成了西方文明化的儀式。然而，在中國，美術館的建制卻是區隔于博物館的，儘管主流美術館走的還是“殿堂化”的老路，但是美術館除了“審美化”的功能之外，本應承擔的“藝術史化”的功能卻被忽視了，而硬體條件短期內難以改善，又同時限制了這種藝術史的基本展示功能。
在另一方面，中國的公共美術館缺失的還有“教育功能”。貢布裏希早已指出，“收藏的目的要求”與“教育功能的吸引”才産生了現代博物館。現代時期的美術館也主要分為“教育型”與“審美型”兩類，而實際上，公共美術館建制的基本功能理應是“審美化——教育化——藝術史化”的三位一體化。然而，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牽引之下，中國公共美術館的功能卻被窄化為與“畫廊”（Art Gallery）大致等同，許多美術館或者成為了為藝術家們辦展提供“一套龍服務”的展銷機器，或者只是希望通過著名藝術流派與明星藝術家的展示來博得眼球的關注率，這種“畫廊化”的美術館發展趨勢是值得憂慮的。
除了傳統的殿堂化模式之外，發展到具有現代風格的美術館時代，為了便於展示現代主義藝術品，美術館空間進而被規定為白方空間（White Cube），俗稱為“白盒子”。這又是美術館展示空間的巨大革命，其影響一直延伸到當代，後現代藝術的呈現所置身其間的現代空間似乎並沒有許多改變。目前在中國，“白盒子”的展示方式也開始佔據主流，各種私立的當代藝術展示空間，無一例外地將自己塑造成那種明亮通透、純粹中性的“白光展所”，但它們僅僅成為了中産階級文化分享的獨化空間，從而阻斷了與社會大眾之間的積極關聯。
當代中國的公共美術館要實現其審美化、教育化與歷史化的三重功能，就要走出古典的“神廟化”與現代的“白盒子”的既定模式，而嘗試另一條回歸到“生活美學”的開放時空之路，在本土就已經出現了探索“黃盒子”展覽模式的新嘗試。這不禁令人想起上世紀70年代“生態美術館運動”（Ecomuseum Movement）的創新取向，按照這種新的理念，美術館理應成為由公共權力機構和當地民眾共同設想、共同構造、共同管理的一種共用機構與展拓時空。
所以説，當代中國的公共美術館如果要走一條“本土化”的生活之路，就需要突破西方展示格局的“封閉空間”，從而開闢出一條時空開放的“新的中國性”道路。這種新的公共美術館模式所要強調的是：首先就是公共美術館與本土文化結合的“地域性”。公共美術館不應是全國一盤棋的，而是應建基在各地的文化積澱之上從而具有某種“地緣特質”。其次，公共美術館並不應局限于封閉的建築之內，要更為強調美術時空面對生活世界的“開放性”，也許生活空間的末端（如廣場入口或者地鐵出口）就可以被打造成美術館的開端。最後，公共美術館還要強調與大眾直接融合的“諧和性”，如果一種24小時開放的 “永不落幕”的美術博覽會模式可以得以實現，那麼，大眾就會不知不覺地被引導入美術館的“大環境”當中，公共美術館所要實現的功能才能得以最大化。
總之，公共美術館本身就應該是一種“公共藝術時空”，對於大眾來説，它理應成為一種當代的“審美生活形式”，這樣，公共美術館的“教育化”與“歷史化”的基本功能，方都在其中得以自然而然的充分實現。這就是我們所期待的、回歸“生活美學”與“開放時空”的公共美術館的中國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