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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良于1917年赴日後考入東京太平洋美術學校，其早期油畫受印象派影響：“我的老師中村不折，還有在川端研究所裏的老師藤島武二等人，他們都是繼黑田清輝之後的日本老一輩寫實主義藝術的奠基人。老師一方面要求我們打好紮實的素描基本功，另一方面也不為純學院派的傳統‘摹擬説’所束縛和禁錮。在他們的指導下，‘寫實基礎’已融會了印象主義革命的因素在內。因此在這時已無形中引起和培養了我對印象主義以及各個流派的興趣和探索。”當時對關良曾有這樣的評價：“塞尚和雷諾阿這些近代大畫家的名字這時也漸漸被介紹到中國來，而為許多研究藝術的人所常常道及了。但真能了解他們的藝術的意味的，關良恐怕是第一人吧。……他的初期作品，受了塞尚和雷諾阿的影響的確不少，在他的畫面上，可以看出塞尚的嚴密的構成和有韻律的筆觸來，而圓味的表現和柔和的色調卻又是從雷諾阿的研究得來的。”儘管關良並不完全屬於印象派作風，但從此可以看出他早期作品與印象派的師承關係。
1932年倪貽德在評價決瀾社中的陽太陽和楊秋人時，用了“南國人的明快的感覺”的説法，加以表明他們的色彩特色。事實上，地理環境和文化傳統對於南方出身的一批西畫家來説，的確是十分明顯的風格跡象。除了陽太陽和楊秋人以外，我們還能夠發現丁衍庸、關紫蘭、梁錫鴻、林達川等一些來自南方的畫家，這種印象主義風氣所派生出來的表現主義藝術才情，使得我們發現了某種強烈的南國文化的情結，這同時又令後人在寫實主義逐漸成為主流的同時，能夠體驗印象主義相應存在的生命力。
“中國人之所以對印象派的藝術感興趣，不外乎有下列原因：一，印象派畫家有嚴謹的基本功，但不拘泥于寫實，很注意筆觸的自由，瀟灑中表達情緒，表現神韻，有相當的寫意性，這與中國人審美趣味相通。二，印象派從中國、日本藝術中吸收了營養，在表現語言上追求繪畫的平面性、裝飾性，使中國人感到親切，也易於為他們所接受。三，印象派的直接寫生，補充了中國早期文人畫的不足，但印象派的寫生強調寫印象、寫感覺，這一點與中國畫的理論不謀而合，中國畫家也樂於借鑒。四，印象派利用自然科學原理光學和色彩學研究成果，推進了西畫的全面改革，也給有志於中國畫革新的藝術家以激勵、以啟發。”(邵大箴《印象派繪畫和中國人的審美趣味》)事實上，印象主義之中的表現性因素，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情境的。所謂“強烈鮮艷的色彩之上而不失去自然的真”——這無疑體現了20世紀前期中國畫壇關於印象主義的重要價值判斷。雖然經歷了抗戰時期寫實主義抬頭的歷史轉變，但是印象主義依然保持其“命運竟至延長到35年的今日”的演變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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