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遷移：從北平到上海
1933年1月，日軍進入山海關，局勢險惡，遷移文物勢在必行。行政代理院長宋子文代表政府作出“北平安靜，原物仍運還”的承諾，並最終決定將文物遷往上海。
決定一齣，周肇祥等人便放出話來，説只要文物列車啟運，就會有人在鐵路沿線埋炸彈，炸毀列車，同時還阻撓司機和搬運工人前往故宮[微網志]運送文物。無奈之下，易培基只得給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秘書長李宗桐打電報陳述原委，李向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請示，宋又電告北平市長周大文，周大文派法警將周肇祥密捕，直到文物駛出北平10天之後才把他放出來。1933年2月4日，故宮博物院院長秘書吳瀛接到文物準備起運的通知，前往故宮待命。
2月5日中午，大批板車拖進神武門，日落時分，從紫禁城到車站開始全面戒嚴，文物在天黑以後正式啟運。沿途軍警林立，街上空無一人，除了板車急馳的轆轆聲，聽不到一點別的聲音。那時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去，從此關山萬里，海天相隔，他們以及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七箱文物至今就再也沒有回到故地。2月6日清晨，兩列火車從北平西站出發，開往浦口。18節車廂上裝著長三尺，寬、高各一尺半，浮貼著封條的兩千余口木箱。木箱裏除故宮的珍貴文獻、書畫、檔案珍本外，還包括無價之寶——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列車開啟，沿途有各地方軍隊保護，車頂四週架機關槍，車廂內遍佈持槍憲警。此外還有張學良的馬隊隨車馳聚，警戒護衛。除特別快車外，其餘列車都要讓道給文物列車先行。重要關口，車內熄燈。這是國寶在長達十六年的遷徙中待遇最好的一次。此後條件日劣，再沒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可用以保護遷移的文物。雖如此，所有文物仍無一損毀或丟失。
為防日軍轟炸，列車繞開天津，由平漢線轉隴海路再轉津浦線，一路上只在添水加煤時才停車。車一停，押運人員趕快下車，把每列車廂上的封條檢查一遍。列車最終到達浦口後發現，由於此行倉促，浦口根本沒找到適合保存文物的地點，所有文物必須留在火車上，而火車上的條件不可能長期保存嬌貴的古籍善本、書畫文獻。負責押運的故宮人吳瀛、那志良和同事們心急如焚地等了足足一個月之後，才收到將文物轉運上海的指示。國寶最終存放于上海天主堂街仁濟醫院及四川路業廣公司內，北京故宮博物院駐滬辦事處隨之成立。此後，又有包括瓷器、玉器、銅器、書畫、文獻、檔案等精品在內的四批文物陸續運到上海，前後總共5批合計19557箱。文物在上海保存了四年，其間還挑選了八十箱精華之物，前往英國舉辦“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轟動一時。
第二次遷移：三路轉運大後方
日軍入侵，國軍節節敗退，國民黨政府決定遷都重慶，並下令轉移文物。同時撤運所有文物來不及，就由工作人員分三隊帶著文物沿南中北三路運往大後方。1937年8月，故宮文物遷移中最艱巨的一段開始。
南路：南京--漢口--長沙--貴陽--安順
押運人員：莊嚴、曾湛瑤、那志良、朱家濟、李光第、鄭世文
1937年8月14日，招商局“建國輪”裝上首批西遷文物80余箱(主要包括曾送往倫敦展覽的精品)由南京水路運至漢口，然後轉汽車抵長沙，存放在湖南大學圖書館的地下室。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計劃在附近的山上開一個山洞來貯放文物。計劃還未實施，日軍開始對湖北、湖南輪番轟炸，長沙危險，行政院趕緊下令將文物遷至貴陽。這次的遷移非常及時，遷走不到一個月，湖南大學圖書館就被敵機炸平了。幸而文物已及早轉移，沒有任何損失。南路遷運路線非常曲折。因當年的湘西一帶時有土匪搶劫，為文物安全，湖南公路局先派出十輛汽車繞道廣西桂林、柳州，車至廣西邊境，由廣西公路局派卡車接運。到貴州邊境，再換貴州公路局車輛。1938年1月車到貴陽，11月文物轉移到更為安全的安順華嚴洞儲存，並成立故宮博物院駐安順辦事處。1939 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五箱計有秦漢古劍等珍貴文物118件也移藏華嚴洞。
中路：南京--漢口--宜昌--重慶--宜賓--樂山安古鎮
押運人員：馬衡、杭立武、吳玉璋、牛德明、李光第、徐森玉、朱學侃、劉官鄂、梁廷煒
一聽説有船可以去漢口，故宮工作人員立即先搶運了兩千多箱文物上船。押船的人也是臨時派的，必須在幾個小時之內，回去攜眷屬整行李。單身人士還好點兒，有家的不免手忙腳亂。有人回家一看，什麼都不捨得丟下，又拿不走，最後只帶了桌上放著的一把摺扇。還有的不知到底該帶什麼，情急之下，竟然與太太一起背了家裏的一張方桌出來。等同事們問他帶這個幹什麼?他又倉皇地想要背回去。最後把桌子扔在了碼頭上。這些還算好，畢竟是一家人還在一起，而有的人就沒那麼幸運可以和家人在一起了。比如梁廷煒，自己負責中路文物的押運，兒子梁匡忠卻是跟著最危險的北路一起出發的。
文物到達漢口不久，南京淪陷，漢口也隨時有被轟炸的危險。此時國民黨政府遷往重慶，為確保安全，存漢口文物不得不倉促運往宜昌，後又分批運抵重慶。由於文物數量大，直到1938年5月才全部運抵重慶。之後院長馬衡及辦事人員先後到達，成立故宮博物院重慶辦事處。
北路：南京--徐州--鄭州--西安--寶雞--漢中--峨眉
押運人員：馬彥祥、王志鴻、吳玉璋、蔣鼎文、那志良、黃貴生、梁匡忠
北路是三路中最為艱辛的路線。
北路的啟運開始於1937年11月，那時南京一片混亂，調度車船極其困難，搶運裝箱也異常艱苦。工作人員只能以車站為家，有車來了，就跳起來裝箱，遇到警報，只能就地躲在車下，最後總算運出了7281箱文物。
文物經徐州、鄭州到達寶雞後，潼關形勢突然緊張，文物又馬上轉移漢中。寶雞到漢中沒有火車，須用汽車運載。當時負責押運的那志良一算，七千多箱文物，需要至少三百輛車次，戰火之中，實屬不可能的任務。經多方聯繫，西安行營伸出援助之手，答應把文物的運輸列在軍運之內，車輛問題才算解決。
1938年4月，文物全部運抵漢中，大家一口氣還沒喘過來，就聽到敵機轟炸漢中機場的消息，文物被迫再次離開。剛離開漢中，漢中便遭敵機轟炸，原儲存文物的庫房，也中彈炸毀。此時看來看去，只有西南還算相對安全，行政院一個命令下來，文物轉運成都。
據那志良後來回憶説，“漢中到成都有五百多公里，全靠汽車運輸。途中有五個渡口，沒有橋梁，必須用木船載汽車過河。汽車上船後，用人力把木船向上游拉一段路程，再放了繩索，任其順流而下，借水勢攏到對岸。”
那志良原本估計，這樣的行程，每一車次需要兩天時間。沒想到所有的文物花了十個月才全部到達成都。一路上真是艱險重重：找不到車，找到車卻沒有汽油，進入四川之後蜀道難於上青天，乃至途中頻頻翻車……至於沿途吃、住之苦更不在話下：黑米飯，餿饅頭拉得出“絲”，旅館滿是臭蟲，洗手間設在豬圈裏……好不容易抵達成都之後，重慶被炸，成都也不安全，文物再次往一百五十公里外的峨嵋運送，最後終於在峨嵋安定下來，成立了故宮博物院峨嵋辦事處。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分散在安順、峨嵋、樂山的文物又集中到了重慶，等待長江水漲，能行大船，“即從巴峽穿巫峽”，越長江三峽運回南京。
第三次遷移：風雨中鼎輪
原本的計劃將文物運回北京，但戰爭的爆發使北運計劃擱淺下來。徐蚌會戰，解放軍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國民黨政府危險的局勢使杭立武心急如焚。這時的他已經擔任了國民政府教育部政務次長、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等職務。作為抗戰時期文物戰略性大轉移的負責人之一，杭立武憂心的並不是個人安危，而是那一批他為之嘗艱辛、歷磨難，九死一生而從不生悔的故宮國寶。杭立武對共産黨沒有更深的認識，缺乏了解，他只是單純認為戰爭可能會對這些國寶會帶來危害。
1948年11月10日，翁文灝、朱家驊、王世傑、傅斯年、徐鴻寶、李濟、蔣復璁和杭立武在翁文灝位於南京的官邸中進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會談，並形成了三條決議：1、故宮文物迅速遷臺;2、中央圖書館的藏書和文物一併遷臺;3、中央研究院歷史評議研究所的圖書與文物也一起遷臺。
1948年12月21日，又是一個蕭瑟的冬日，國民黨海軍“中鼎號”運輸艦悄然駛進南京下關碼頭。11年前，為躲避日寇的燒殺搶掠，南遷文物也是從下關碼頭出發的。同樣的碼頭，同樣的冬日，甚至連人都一樣——杭立武。不同的是，當年的目的地是西南大後方，這次的目的地是台灣北部的基隆港碼頭，一個對很多人來説完全陌生的地方。
12月22日清晨，中鼎輪起航。船上裝著712箱精心挑選，價值連城的精品文物，分別來自故宮博物院320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212箱、中央圖書館60箱、中央研究院歷史評議研究所120箱，另有外交部重要檔案60箱。文物都放在中間的大艙，一個一個的木箱摞起來，用繩子固定住，上麵包著油布。在海上航行的那幾天裏，一部分工作人員晚上就用梯子爬上去，睡在文物箱子上面。押運總負責人由李濟之擔任，其他專家分別是：故宮的莊尚嚴、劉奉璋、早若俠、黃堅，中博籌備處的譚旦冏、麥志誠，中圖的王省吾，中研院史語所的李光宇。此外，專家們的家屬也隨同一起前往台灣。為使家屬們的隨船更名正言順，文物小組給他們安上了工作人員的名號。比如莊尚嚴的幾個兒子，小的不過十來歲，也都是文物押運員。
12月的台灣海峽，風浪很大，還時有大雨。中鼎輪是平底船，在江河中行駛還算平穩，到了海上顛簸得厲害，很多人都暈船，嚴重的到後來已經吐無可吐，吐出來的全是胃酸。最有趣的是，桂永清沒上船，但托工作人員將自己的一條大狗帶去台灣。沒想到這狗暈船暈得比人還厲害，一暈就叫，叫完就吐，還得勞煩一個水兵專門去伺候它。到了晚上，海風的呼嘯聲、海浪的轟鳴聲、大狗的狂吠聲、木箱相互之間的撞擊聲交織在一起，不知船上本來就自覺是逃難的人們是否倍感淒惶?
在海上漂泊了四天，中鼎輪到達基隆港。據莊嚴的兒子莊靈回憶，那天剛好是大晴天，風平浪靜，船停泊在港灣裏，大太陽底下，山峰翠綠，海水碧藍。第一批來臺文物終於暫時安頓了下來。
第四次遷移：倉皇海滬輪
1948年底，第二批文物很快挑選了出來。這是遷臺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共3502箱，包括故宮1680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486箱，中央圖書館462 箱，中研院史語所856箱，北平圖書館18箱。其中故宮運出的文物尤為重要，不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銅器，還包括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和離藻堂《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共七部，故宮文淵閣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繕寫得最為完整的一部，共3459種，36609冊。《四庫全書薈要》係四庫全書重要部分的摘錄，供皇帝隨時取閱之用。全書仍分經、史、子、集4部，473種，11178冊。《四庫全書薈要》共繕寫了兩部，一部存于紫禁城禦花園的離藻堂，另一部存于圓明園味腴書室，後毀於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之時。也就是説，運去台灣的這一部《四庫全書薈要》，已是世上所存之唯一了。 負責押運這批文物的人是：故宮博物院的那志良、吳玉璋、梁廷煒、黃居祥;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李霖燦、周鳳森、高仁駿;中央圖書館的蘇瑩輝、昌彼得、任簡;中研院史語所的董同和、周法高、王叔岷。
第二批國寶運到了下關碼頭，等待裝船，但這時的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已經再也派不出一艘軍艦了。杭立武只得與招商局聯繫，包租了招商局的輪船海滬號。
五天后，中共方面對外公佈了首批43名戰犯的名單，除蔣介石名列榜首之外，翁文灝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名單公佈的第二天，海滬號駛離下關碼頭。
這一次的文物運輸很順利，碼頭沒有海軍眷屬搶佔船艙，航行中沒有風浪和狗吠擾人心緒，海滬輪本身又寬敞又平穩。1949年1月9日，第二批文物到達基隆。12日，除中研院史語所的文物留在楊梅外，其餘全部運往台中糖廠倉庫。
第五次遷移：飄搖崑崙艦
第三批文物的搬運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了。
1949年1月10日，徐蚌會戰結束，解放軍全面勝利，進入南京指日可待。1月14日下午，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緊急召開理事會，出席的理事有朱家驊、張道藩、徐鴻寶、薩本棟、傅斯年、胡適、翁文灝和杭立武。會議最後決定儘量將尚留在南京的4000箱文物全部運到台灣，並聘請代理主任杭立武為中博籌備處的正式主任。
1月28日，農曆新年的除夕，南京城內細雨連綿。2000箱國寶露天堆放在下關碼頭已經好幾天了，木箱上面蓋著擋雨的油布，靜靜地等待著運送它們去台灣的船隻。
沒有船。這時的南京，交通非常緊張，連火車頂上都站滿了人。此前杭立武已經找遍了全城，也沒有租到一艘商船。萬般無奈之下，他只有再向桂永清求助。
28日下午，桂永清派出的崑崙號軍艦終於抵達下關碼頭。但這艘船並不是專為文物而來，它另有任務，只能在下頭碼頭停留24小時，文物必須馬上裝船，否則過時不候。而此時正值除夕，碼頭工人都想回家過年，不願意幹活。
工人方面還沒談妥，得知崑崙艦將去台灣的海軍總部官兵和家屬們又來了。跟上次中鼎輪一樣，人們再次蜂擁而上，崑崙號兩個船艙很快被他們佔了一個，剩下的一個，只能放下500箱文物。
杭立武再次請出桂永清。然而這一次，桂永清也不起作用了。以當時時局的緊張程度，人人想要逃難，既上了船，就不肯再下。桂永清一上船，還沒開口，整個船艙裏的男女老少便放聲大哭。對著自己的老部下和他們的眷屬，海軍總司令“希望大家以國寶為重”的話實在是説不出來。最後的解決辦法是打開艦上全部的官兵臥艙，儘量容納下所有的人，文物則分別送到甲板、餐廳和醫務室。
安頓好官兵和眷屬，再答應給工人發放新年特別獎金，2000箱文物終於開始裝船。由於臨時容納了太多的人，導致故宮文物中有728箱，中圖文物中有28箱沒能上船，重新運回了原倉庫。已經上船的文物1248箱，包括故宮972箱，中博籌備處154箱，中央圖書館122箱。這批文物的運輸原計劃由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姚從吾先生總負責，由於姚從吾先行赴臺佈置工作，後改由各機關共同負責了。參與此次押運的人員分別是：故宮博物院的張德恒、吳鳳培，中博籌備處的索予明和中央圖書館的儲連甲。 臨起航時，又有四口箱子趕到了下關碼頭。四口箱子裏，裝的是日本戰敗後歸還我國的第一批被劫文物。
第六次遷移：白市驛機場
1949 年10月14日，國民黨政府從廣州遷到重慶。某日，“河南省政府主席”趙子立帶著一班逃亡重慶的河南官員找到杭立武，説河南博物館有69箱文物，抗戰時期從西安轉移到了重慶，抗戰勝利後，河南方面沒有急於將這69箱文物運回，一直還放在中央大學柏溪分校的防空洞裏。
河南博物館，1927年6月在馮玉祥將軍的倡議下正式成立，地置位於開封市三聖廟。抗戰爆發後，博物館精心挑選了珍貴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張，圖書1472冊，分裝69箱運往漢口法國租界，後又循隴海鐵路西行寶雞，再由汽車運抵重慶，存放在中央大學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內。這69箱文物計有陶器23箱、銅器34箱、玉器1箱、瓷器1箱、甲骨2箱、織錦1箱、圖書6箱、檔案卷宗1箱。
趙子立的話引起了杭立武極大的關注。他知道河南博物館的藏品多來自於安陽、新鄭、洛陽、輝縣，都是殷商時期的繁華勝地，其出土的文物價值之高，絲毫不讓于故宮和中博。當時有學者對河南博物館有這樣的評價：“統中國博物館所藏物品，除故宮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館堪居第二之位置。”
聽完杭立武的彙報，蔣介石當即決定運走該批文物。此時海路早已不通，只能走空運的路子。蔣介石的指示下到空軍司令周至柔處，命其不惜任何代價，一定要搶運這批文物去台灣，同時又命令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直接負責此事。朱家驊接到任務，轉頭便交給了杭立武。的確，再沒有比杭立武更合適的人了。
杭立武接下任務，立即四處聯繫運輸事宜。69箱文物要從柏溪運到白市驛機場，需要足夠的人力、船隻、車輛，但那時重慶局勢相當混亂，交通工具緊張，國民政府的官員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難和小算盤。杭立武一邊在這些人之間週旋，簽字、辦手續，一邊派“教育部”總務司司長班鎮中、社教司司長程行可和專員何九思三人趕赴中央大學柏溪分校。
周至柔也派出了兩架國民黨空軍運輸機，編號分別為306和233，專門運送河南文物。運輸機空間狹小，沒有辦法裝下所有69箱珍寶，而形勢逼人，空軍既不可能再派出更多的運輸機，也不可能為運輸文物在重慶台灣之間連飛兩次。杭立武思來想去，覺得第一，我們已經把文物的精華，差不多95%都運到台灣了。第二，中共不像日本人。對日本人而言，一個國家不是他的文化，就算他任意摧殘，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好的感受。而共産黨畢竟是中國人，對待中國的文化應該不會像日本人那樣。相信這些文物，中共也不會像日本人那樣任意地把它處理，也一定會保管它的。因此，河南博物館從這69箱文物中只選出了38箱精品運往台灣，這38箱包括陶器17箱、銅器11箱、玉器1箱、甲骨2箱、織錦1箱、圖書5箱以及檔案卷宗1箱。現在這些文物都完好的存放在河南博物館裏。
這批文物一直由後來成立的“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代為管理，1956年3月，台灣“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即現在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前身在台北成立。經在臺的河南籍人士同意，這38箱精品文物移交該館。可以説，如今的台灣“國立歷史博物館”就是在這38箱文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第七次遷移：最後的飛離
12月9日，成都新津機場，國民黨當局一批政府官員——“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副院長朱家驊、秘書長賈景德、“政務委員”陳立夫以及“教育部”部長杭立武——即將從這裡撤離大陸，前往台灣。飛機還沒起飛，一幫人等候在機場上。別人還好，唯獨閻錫山表現奇怪。他隨身攜帶著兩口箱子，一口被他坐著，另一口放在手邊，神情恍惚，身體微搖。
直到朱家驊和陳立夫把他叫到一邊，幾句話一説，杭立武才知道，原來閻錫山的箱子裏裝的是黃金!而機場上的政府要員們，都正在為閻錫山的黃金犯愁——飛機小，人多，本身就已經超載了，如果閻錫山還要帶上他的黃金，大家性命堪憂。但閻錫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組織太原起義，至1949年逃離大陸，長期統治晉綏一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人稱“山西土皇帝”，想要勸他在這關鍵時刻放棄黃金，實屬癡心妄想。
三人商議半天，沒有結果。一籌莫展之際，一個誰也沒想到的人——張大千——突然來了，帶來了新麻煩。
張大千乘坐的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張群的座車。車子開得極快，風馳電掣衝進機場。車未停穩，張大千便跳下車來，徑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説，他帶來了78幅敦煌臨摹壁畫，要求與這批畫同機撤離。
張大千的請求遭到朱家驊等人的拒絕，説飛機已經超載了，你那畫又不只是幾張輕飄飄的紙，那麼重，還要加上一個你，怎麼可能?
但杭立武知道，這78幅敦煌臨摹壁畫雖非古物，其價值並不低於真正的古物。他想要帶走這批畫，但眼前這架飛機的確再也載不下一個人和78幅畫的重量了。朱家驊和陳立夫對杭立武説：“保護文物是你的責任，你要履責，我們不反對。你去説服閻錫山丟下黃金，把張大千和他的畫帶走吧。”
然而，杭立武畢竟非一般人可比，他轉身從飛機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對張大千説：“這裡有二十幾兩黃金，是我的全部積蓄，現在我把它丟下來，運你的畫去台灣。但是，我有一個條件，這個畫將來不屬於你，你要捐給故宮博物院，捐給政府。”
張大千滿口答應。
杭立武又説：“口説無憑，你要立個字據。”
張大千從身上摸出一張名片，當場在名片下寫下了今後將畫捐給故宮博物院的憑證。
就這樣，最後一班飛機載著5名黨國要員，一名藝術大師、兩箱黃金和78幅名畫，一同飛抵了台北松山機場。
此外，抗日戰爭勝利後，日本政府從1948年6月到1951年7月，將其在中國境內瘋狂掠奪的部分珍貴文物分裝109箱，分7批陸續歸還中國。第一批4箱已由崑崙艦運至台灣，其餘105箱則從日本直接運往高雄港，再轉運台中糖廠。
如此算來，除張大千62幅敦煌臨摹壁畫和16幅私藏古畫外，直接間接運往台灣的珍貴文物一共有5606箱。這5606箱文物中，屬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中央圖書館的，都相繼歸還，河南博物館的文物送到了台灣國立歷史文物美術館，即後來的國立歷史博物館。剩下的3879箱25萬多件文物屬中博籌備處和故宮所有。
1965年8月，中博籌備處和故宮合併，1965年12月，台北故宮博物院正式成立，歷經顛沛流離的國寶們，終於有了一個安穩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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