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的繁榮,離不開創作、展出以及觀眾的感應。王璜生把美術館當成畫布,廣東12年,北京3年,畫出搶眼的畫,攢成了近百場傑作雲集的藝術大局。
通往美術館辦公區的門經常沒有關嚴,一推就開,可是王璜生進出時還是習慣性地每次都先刷門卡。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他是規矩的制定者,也是身體力行者。
他走路快,吃飯快,做事也果斷,唯有説話因為潮汕口音快不了。他像宮崎駿筆下的移動城堡,體內有一團不會熄滅的火焰,噴著氣在美術館上上下下忙碌,製造出各種動靜。
“如果我選定了一件事要做,就一定要將這件事做成。”王璜生這樣描述自己。
2009年7月調到北京工作,家人朋友都反對,但他不管不顧,一陣風似的就來了。待得再舒服的地方也不是終點,做得再順手的事也不是唯一的事,他一直在往前走,用三年時間,讓一所大學美術館獲得全國聲名,變得更有活力,更有影響力。
2012年5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央美美術館有四個展覽同時進行,2012屆研究生正在答辯,他的個展“後雅興”進入最後籌備階段,文輯《王璜生:美術館的臺前幕後》中的第一本《作為知識生産的美術館》也即將出版。除此之外,還有無數要他參加的會議、簽字的合同、過目的文稿、接待的客人……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王璜生總是將幾件事同時鋪開推進,好像這樣做能爆發出更大的能量似的。
談到王璜生在北京三年的表現,將他作為人才調來央美美術館的中央美院院長潘公凱用了六個字:“果然不負眾望。”
王璜生的辦公室就是他的工作室,因他核心的作為都在這裡完成。辦公桌背後的墻上貼著員工通訊錄,兩份2012年度展覽計劃表——每份都用筆密密麻麻添了好些內容,一封來自央美老先生鐘涵的長信,一份圖片PS教程,還有一張A4紙寫明“亞麻布展墻、鋼、木數量”。
佔據了一面墻的書架上以工具書和畫冊居多,平時很少翻動。最近看的書報雜誌高高地堆在被四面沙發圍住的方幾上,看起來岌岌可危,就連他平日午休的沙發,也有一半被紙書佔著。
與書架相對的矮櫃邊整整齊齊碼著各種寄來的書籍雜誌,數量足可以填滿書架的三分之二。“這些雜誌很有用,積累下來可以變成我們館的資料室。”
他是嗜茶如命的潮汕人,辦公室卻沒有一套完整的茶具,只有一把小壺配半打紙杯。日常事務輪番來轟炸,似乎永遠也忙不完,他一開始就承認並安於這一點,乾脆痛痛快快地徹底投入。
忙起來,館長辦公室起碼有三四撥人在等著他處理各種雜事。他幾乎不在辦公桌後坐著,而是站在辦公室當中,以便照應到屋裏所有人,這迫使來找他的人也只能站著。
當他離開,來找他辦事的人也都跟了出去,辦公室的座機和分機此起彼伏地一直響,隔了好久才安靜下來。
在繁榮的當代藝術市場,王璜生是重要的在場者。他幹得更多的是類似于藝術推手和藝術召集人的活兒。
藝術的了不起之處在於,與它不期而遇就會被它改變。美術館專門製造各種與藝術的不期而遇,而王璜生的工作就是盡可能地提高這些不期而遇的品質。
誰都不可能脫離美術館談清楚王璜生。在藝術圈,他做過理論工作者、職業畫家,但美術館館長的身份真正使他立住了。在繁榮的當代藝術市場,王璜生是重要的在場者。他幹得更多的是類似于藝術推手和藝術召集人的活兒。
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1997年至2009年在廣東美術館12年間所進行的知識生産,他組織策劃的“廣州三年展”、“中國人本——紀實在當代大型攝影展”和“廣州攝影雙年展”等展覽,讓公眾欣賞到當代最好的藝術,使廣東的藝術界更有人氣和活力,也推出了他自己。
2009年7月王璜生任館長之後,央美美術館先後舉辦了義大利烏菲齊博物館珍藏展、王式廓百年紀念展、“超有機—CAFAM泛主題展2011”、瓦爾達回顧展等精彩展覽,不間斷地為北京端上藝術大餐,迅速躋身一線美術館。他還著手整理館藏、創辦《大學與美術館》,編寫美術館年鑒,推出“數字美術館”等。
2008年第一次來參觀央美美術館,王璜生就喜歡上了這裡。“這個空間特別適合做當代,可以有很多的可能性。”所有的可能性都需要資金支援,但學院背景決定了央美美術館很難與商業機構達成一致。
“很多美術館可能是不缺錢,但是我們用於專業的錢確實是非常少。今年尤其是困難重重,幾個項目都沒有找到贊助。”美術館缺錢,原因是王璜生不讓步,他不願拿藝術家和藝術品當籌碼,更不願出讓美術館獨立自主地説一件事的權力。
“很多事不是等條件充分了才去做,而是應該做就去做。所以必須有兩套架構,有錢是有錢的做法,沒錢是沒錢的做法。萬一我找不到錢,照樣能做得漂漂亮亮,如果找到錢,那就做得更好更誇張。”
“我讀過美術史,也在這個行業裏混,一看就知道哪些有意思哪些沒意思,我覺得自己其實也畫了很多沒意思的東西。”
王璜生幾乎沒猶豫,就把個展的名字定為“後雅興”。“我對當代藝術的判斷、介入與推進是因為我讀美術館專業,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但是從情感上來説,我往往對傳統的、典雅的東西更有感覺。”
尹吉男也説,王璜生的非職業藝術創作狀態,與古代的“文人畫”有些相像。
小時候學畫,作為畫家的父親王蘭若一直鼓勵王璜生:“畫畫多好啊,你畫春天,春天就來了,你畫秋天,秋天也來了。”這是他接受的最早的藝術啟蒙,很不切實際,很浪漫。
畫畫的王璜生,跟做館長的王璜生完全不在一個頻道,以至於他在兩種狀態之間進行切換時會遇到困難。“畫畫需要有一段相對穩定的時間進入狀態,開始畫時幾乎一張一張都好。但是我這麼多年都是又忙又糾結,有時想畫沒時間畫,有時因為焦慮畫不出來,有時畫了感覺手很生……”
“其實我挺不滿自己畫‘悠然’什麼的。我讀過美術史,也在這個行業裏混,一看就知道哪些有意思哪些沒意思,我覺得自己其實也畫了很多沒意思的東西。”王璜生説。
在尋找有意思的東西的過程中,他畫過拓印的東西,畫過抽象的東西,去過西藏回來也畫過一些很單純的東西,但是都沒覺得特別有意思。
到北京之後,他承襲自父親的浪漫基因被北方變換的四季景象所激發,那些落在院子裏的花葉、黃沙、秋雨和霜雪都觸動著他,促使他開始新的創作。後來他在宣紙上圈點,畫下抽象的線條,這才重新覺得有意思起來,有了“遊·象”系列。
王璜生到央美美術館沒多久,第一次組織聚會就喝醉了。“偶爾過量挺開心的,在廣東館的時候,每一次春節前的聚餐我都是喝醉的。”
在廣東美術館12年,他與館裏的員工達成了默契,“我抓哪幾個點,他們都知道,也基本能將它做出來”。
在北京,王璜生展開工作時選擇的餘地多了很多,好的選題、好的課題、好的展覽源源不斷,關鍵是選擇什麼深入下去。“如果我有某種焦慮的話,就是有時覺得力不從心,覺得自己沒能跟周圍的人有效地配合之後將事情做得更縱深。”
他很清楚,誰也不能憑一己之力做完所有事,必須要一個團隊互相配合,才能將一件事做得相對到位,而這需要不短的時間去培養。
中央美院的校園中間有一片草地,5月底臨近畢業,學生在那辦起跳蚤市場,中午在學生食堂吃完飯,王璜生就坐在草地上抽煙,曬太陽,聽待售的CD,這是他感到特別愉快的時刻。
即使畫賣得更貴,住更大的房子,享更好的美食,他可能也不會比現在更快樂。“我不會把自己的年齡、身份看得很重,凡事自在一點、快一點,時間對我來講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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