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江豐本人填寫的《履歷表》可知,江豐在1943 年前後便不再進行木刻創作。從1928年至1943 年,江豐的木刻創作分別經歷了“講習班”、“鐵馬”和“魯藝”三個時期。
“講習班”時期,是江豐木刻風格的形成期,大致從1929 在“白鵝西畫會”學畫至1932年被捕入獄,開始學習木刻,並創作了最早的一批作品,是中國現代木刻運動的開拓者之一。
《老人像》、《勞動》是魯迅舉辦的木刻講習班的作業。除卻這兩幅習作,江豐這一時期的創作鮮明地體現出了與生活、革命的密切關聯,主要表現為三種題材:其一,表現勞動人民的悲苦,如《碼頭工人》;其二,表現人民的覺醒和反抗,如《罷工》;其三,表現當權者與侵略者的殘暴,如《要求抗戰者,殺!》、《冰雪中的抗日義勇軍》、《“九一八”日軍侵佔瀋陽城》等。需要注意的是,江豐這一時期的很多木刻作品都是作為街頭髮放的傳單而創作的。
“鐵馬”時期是江豐創作活動的高峰期和成熟期,不僅數量多,而且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江豐這一時期的木刻創作接續了“講習班”時期的風格和題材,技法也更加成熟,主要表現為四種題材:其一,表現勞動人民悲苦,如《母子們》、《何處是家》;其二,表現侵略者殘暴,如《一•二八之回憶》;其三,表現人民武裝反抗,如《向北站進軍》、《出發》;其四,表現牢獄生活,有《囚》、《審判》,以及稍晚的《國民黨獄中的政治犯》。
“魯藝”時期的作品以突出反映根據地新生活為主要特徵,延安的革命和生産活動成為江豐木刻的主題。表現根據地新生活的作品有《開荒》、《女生開荒隊》等;表現根據地的革命鬥爭的作品有《平型關連續畫》系列、《延安各界紀念抗日陣亡將士大會會場》、《清算鬥爭》等。江豐還進行新年畫創作,如《唸書好》(黑白、彩色兩種)。可以説,在繼承民間美術傳統,推動木刻民族化、大眾化的過程之中,江豐是先行的探索者。
江豐早年的美術理論是與其木刻創作緊密相關的。如江豐1940 年就在《七月》發表《魯迅先生與新興木刻運動》,較早地介紹新興木刻運動,傳播魯迅先生的藝術主張。1941 年在《晉察冀日報》發表《繪畫上利用舊形式問題》,探討了中國傳統藝術形式對現代木刻創作的意義。美術理論的新主張也是其木刻創作的新探索。
木刻創作停止後,江豐轉而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了“魯藝”和新中國美術的建設中。1949年關於國畫問題的討論即與江豐有著密切關係,他在同年5 月的《人民日報》發表《國畫改造的第一步》,旗幟鮮明地指出了國畫創作在新時期所面臨的如何反映現實生活的問題。杭州藝專期間,又在《人民美術》撰文《國立杭州藝專同學創作上的問題》,不僅醒目地指出了杭州藝專同學在現實主義美術創作上産生的問題,也為新時期的藝術創作指明瞭方向。
江豐還積極研究和介紹西方藝術。早在《人民美術》創刊號上,江豐就發表《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美術》,著有《論印象畫派》,其他著作、文章亦多。後來,1982 年訪法期間,撰文《人民中國的美術》,又積極地向西方介紹新中國的藝術成就和思想。
江豐對新思想持積極態度,並鼓勵青年人的藝術創作。江豐在1979 年初曾在《人民日報》先後發表《民主要爭取不能靠恩賜》和《文藝需要民主》,對當時的藝術風氣的打開産生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同年3 月,江豐恢復工作之後,更將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美術理論文章的撰寫中。約略統計,從1979 年3 月至1982 年9 月,撰文達100 余篇。此外,江豐還積極鼓勵和推動青年人的藝術創作,如在1981 年8 月召開的“青年油畫創作座談會”上就對青年人的藝術創作提出了新要求。
江豐的創作思想是非常明確和堅定的,其木刻作品和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血肉相連。個人創作停止後,他又通過文章和言論,不遺餘力地推動新中國美術事業的發展,深刻影響了新中國美術發展的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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