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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編：何妍婷 by
IvyHe
《畫廊》：今年雙年展跟往年的雙年展和您以前的展覽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呂澎：首先是題材、主題不同，還有規模的大小、涉及的範圍。這次展覽包括藝術、設計、建築，還有特別邀請展，大量的學術活動，所以，從規模、內容到數量，在國際性這方面都是有區別的。最實質性的差異還是主題。這次展覽的主題為“物色·綿延”，“物色”是在人類意識中對“田園城市”的呼應，“綿延”是指傳統的過去性以及當下的存在性。“物色”與建築展的“物我之境”以及設計展的“謀斷有道”相契合；“綿延”與藝術展中的“溪山清遠”的古今之思相暗合。這次的藝術展與之前若干年裏其他的中國當代藝術展不同，展覽裏的作品更多地開始呈現出特殊的傳統氣質。參加展覽的大多數作品描繪的是自然之景，曾經的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符號幾乎沒有出現，而且，不同程度地透露出了新的氣象，這些新氣象表明藝術家們很主動地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尋找資源——儘管他們採用了各自的角度，意圖也不太一樣。
《畫廊》：今年成都雙年展似乎是一個全民的藝術節，成都有不少畫廊在雙年展期間有展覽開幕，這與威尼斯雙年展的模式頗為相似，請問您在策展時是怎麼想的？這些畫廊是以怎樣的方式參與到這次展覽中的？
呂
澎：我希望整個城市、社會都來關注成都雙年展，都來了解藝術雙年展到底有什麼意義。如果僅僅是一個點在做展覽，如果宣傳不力的話，大家就會了解得比較少，藝術文化就很難傳播。特別邀請展通過大量不同層面、不同地區的展覽，實現一種傳播。這些畫廊參與雙年展，一種方式是，他們提供一些方案，我們給予審查而通過的；另一種方式是給一些策展人資金，讓他們去策劃展覽。
《畫廊》：成都雙年展原來是一個民營性質的展覽，今年政府成了展覽的重要支援者，為什麼會有這種變化？您是如何看待政府介入藝術展覽的？
呂
澎：政府想用文化之類的東西打造城市形象，把雙年展作為城市行銷的手段，政府有這種積極性。希望用“成都雙年展”這塊牌子擴大影響。
政府的參與當然是好事，政府有政府的資源，我們應該整合各種各樣的資源來做事情。此外，它是整個社會氣候所導致的。包括國家對文化産業的規劃等各個方面。很多人了解當代藝術處於高價的現狀。如果是官方藝術，做起來就沒有影響了。所以市場的最大作用就是告訴所有不懂藝術的人這些市場價值，從而逐漸了解藝術本身。
《畫廊》：在學術和資本之間，您是如何取捨的？
呂
澎：這個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能抽象地説怎樣處理學術、怎樣處理資本，還是具體地，錢應該怎麼用，用在什麼地方，用得對與不對。每個人有藝術和學術的出發點，每一項都要落實到工作中，才能説清楚，而不是簡單的一個概念——學術和資本究竟是怎樣的關係，這個概念是説不清楚的。
《畫廊》：作為藝術史學家、批評家和策展人，您既是藝術史的旁觀者也是參與者，您參與的每一個活動可能都跟您未來的理想和願景有聯繫。策劃這個展覽與您對當代藝術未來整個的理想架構是怎樣的關係？
呂
澎：策劃這個展覽主要是推動當代藝術，而且要讓當代藝術界看清楚，事實上，中國當代正在轉向：過去眾所週知的藝術形態、與現實扯不開的狀態，也許是一種方式，但是我們今天更強調的也許是這次展覽所提倡的藝術方向——關注傳統問題。
我覺得這個方向，能對整個藝術界、批評界有種提示性的作用，我不認為這個方向就是涵蓋一切，它可能只是若干方向中的一種，但是比完全沒有方向要好一些，這個方向在很大程度上講，就是提醒我們的藝術家和批評家：我們對西方如此熟悉，對自己的卻不了解。從藝術創造的資源來説，為什麼不能從我們的傳統文明中去尋求資源？無論精神資源、符號資源還是圖像資源，都是可以提取的，而這種提取資源是任何西方藝術資源都不可替代的。在這種情況下，當你熟悉了別人的藝術形式和觀念的時候，又能夠熟悉自己的，難道不是一種很好的可能性嗎？“溪山清遠”是我很公開承認想推動的課題。
“溪山清遠”也許要在20年以後才呈現出一個有意義、有品質的東西。也許可能到最後人們覺得這個是很膚淺、很簡單的展覽，但這是一個過程。可能像當初從芥子園開始，沒辦法，今天可能就是可以比喻從芥子園開始。慢慢從修養、認識開始，現在大量的年輕人沒有怎麼讀書，你沒有這個修養，你搞什麼？中國的傳統其實是修養的結果。中國的整個書畫史就是一個修養史。如果沒有這個修養，怎麼能産生這個結果呢？所以現在不是説，有一個主意就能做一個展覽。這種情況已經不成了，但是不能因為不成，就不去工作，所以我想用我的知識背景來推動，其他的事情我也做不出了，所以我就在推動。
《畫廊》：您覺得，在展覽鋪天蓋地的今天，雙年展如何區別於其他展覽，而突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呂
澎：還是策展人去發揮他們的強項，如果一些特別展比主題展做得還好，我覺得這不是壞事情。這完全是由策展人和藝術家共同努力的，另外還有觀眾的參與。
《畫廊》：相對國際的雙年展而言，國內雙年展的發展狀況如何？
呂
澎：我覺得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是開放性和工作的專業性。如何去工作，如何使我們的藝術和展覽方式更加開放，還有很多經驗需要摸索。我覺得發現新的藝術現象和藝術家應該成為那些理解亞洲文化與歷史的策展人的工作。同時，根據當代人類社會的問題，重新設置問題，也應是今天策展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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