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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兩場林風眠作品展同時在上海開幕。一場展覽在上海中國畫院舉辦，另一場在土山灣美術館舉辦。這並非是一個無意的“撞車”。據土山灣美術館“柳和清藏林風眠作品展”學術主持之一謝春彥解釋，此次土山灣美術館的展覽，原定在上海中國畫院舉行，聯合主辦方當中，上海中國畫院、上海林風眠藝術研究協會本來也都赫然在列，但由於對這批藏品的真偽存在爭議，作為官方美術機構的上海中國畫院和上海林風眠藝術研究協會都退出了主辦行列，而由上海江潮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主辦，上海中國畫院另行舉辦院藏展。
柳和清藏品備受質疑
縱觀此次“柳和清藏林風眠作品展”不難發現，此次展覽的100多件作品之所以引發軒然大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不同於慣常所見的林風眠作品風格，其中有不少帶明顯探索性質的草圖和未完成稿，而數幅置身於自然環境中的裸女畫作更可謂眾矢之的——不僅此類題材以前從未見過，而且從畫面來看，的確畫得非常稚拙。因此，上海林風眠藝術研究協會專家在仔細觀看了這批作品後，給出了“大部分為贗品，僅有8張真跡”的結論。
對於這批作品的來歷，柳和清曾談到，自從上世紀40年代末結識林風眠後，為接濟其生活，他多年來長期購藏林風眠的藝術作品，幾乎涵蓋了林風眠上世紀30年代至60年代的藝術歷程。自林風眠逝世後至今，這些作品之所以從未向外公佈，這與他保守、謹慎的性格有關。而為老友舉辦一次畫展的念頭，其實在他心頭縈繞了許久。沒想到，數年來的艱辛準備差點化為烏有，耄耋之年的他在面對嚴厲質疑與否定的情況下，最後毅然決定展出，本意是想讓這批作品大白于天下，真偽是非由大家評判。
除林風眠藝術研究協會從藝術創作角度給出的“僅有8張真跡”的結論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助理陳履生從另外兩方面也提出了質疑。
陳履生認為，柳和清所説的40年代末，如果以1948年到1949年為具體的時間，當時作為國立藝專教授的林風眠在生活上可能還沒有到需要別人“接濟”的地步，這一點只要看看他周圍的教授的生活，大致可以確認。“50年代至60年代，這基本上是一個均貧富的時代，林風眠何以需要別人接濟，別人又如何有能力來接濟林風眠，也是需要許多實證的。對於展覽的另外一種説法——藏家‘本人其實並不懂畫’‘要他編造故事、制偽作品，不太可能’。很顯然，造假不一定都是親力親為，所以，不一定是懂畫的才能造假，這一類事情我們經常會聽到的一個詞就是‘組織’——這不是指該藏家，而是針對一種説法。”
陳履生表示：“人家好心接濟你，你非但沒有拿出代表作，或者一般性的作品，反而拿出‘看似粗糙的’‘看似未完成的草圖’相贈或相售，真是難圓其説。另一方面，就林風眠對於藝術的熱情和嚴謹的為藝態度，他又是怎麼可能將他的‘看似粗糙的’‘看似未完成的草圖’贈送或售于他人？偶爾為之，或許可以解釋，成批就難以服眾。”
對於陳履生的質疑，謝春彥稱，希望業內人士能夠在學術上提出不同觀點，相互討論和研究，以使這批作品的面貌更加清晰。
謝春彥告訴記者，柳和清自從上世紀40年代末結識林風眠後，長期購藏林風眠的作品，在長達幾十年的交往中兩人相惜相知，成為忘年之交。柳和清的這批藏品不僅包括他向林風眠購買的作品，也包括林風眠在創作時覺得不理想讓他扔掉而他未舍得扔的日常習作。在“文革”前夕，林風眠出於安全考慮，還將他的一批裸女畫作和探索性的畫稿託付給了柳和清，所以這也是柳和清為何擁有很多草圖的原因。
對於上海林風眠研究協會給出的鑒定結果，謝春彥稱：“藝委會專家們的斷言很草率，不符合鑒定該有的嚴肅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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