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陳曉峰
南非世界盃沒有中國足球，中國人不再懂得悲傷反倒忘記了中國隊;希臘隊進球了，才收斂了中國人“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阿Q心理;朝鮮鄭大世的眼淚，讓人相信眼淚在特定環境下顯示國家和民族情感的意義，而中國當代藝術迷失了自我價值方向，將當代藝術結合變化的環境和現實的不斷選擇和生成的意義，當作價值結束來追求商業，這就是主流化中國當代藝術價值的悖論——卻仍然在自説自話，其可視的“未來”，和中國足球無法在世界最大的平臺出現的結局是何其的相似?
足球和藝術都是天生追求自由、個性和快樂的，但是在特色的現實路線中，中國足球和中國藝術都外化成為抹殺“自由、個性與快樂”的惡的代表，讓人傷心讓人悲憤讓人難以舒心。更重要的是，在悲傷與歡喜之間，在山寨與創新面前，在商業與創造當中，資源控制者們總是選擇最中庸的模糊，最便於己利的線路，最光鮮的造勢——這就是這個不停生産不靠譜社會的現實與邏輯。在利益面前，從不想落空的心態，實質上牽引主流化的那部分中國當代藝術已經走上了一條“被設計”的商業化路線。所謂的明星藝術家充其量就是一個批量生産商，藝術産品的複製者，而外批光鮮的社會化觀念，無非是這批商品的恒源祥和腦白金似的廣告語——沒有中國足球，球迷還可以選擇阿根廷、巴西，更可以選擇朝鮮，選擇那些不斷爆冷的球隊，就像選擇防火防盜那樣，也將淪落到“防中國當代藝術”的選擇中。
打個不恰當的比喻，30年的中國當代藝術似乎已經被視為打下了“江山”，在這個系統裏這些“人物”要挂上自己的名號，無論好壞都分出一杯羹出來，而這些“ 代表們”首要的追求，已經不是讓藝術如何繼續革命的問題——藝術的核心資源在這個導致利益鏈條化的過程中顯得越來越集中，關係越來越分扯不清，每個成功藝術家背後都站著利益集團，殘酷地剝離了藝術的動力，也剝奪了藝術自由表達的可能性，這也是未來能否釋放出藝術新活力的前提。
美國《新聞週刊》最近在一篇撰文中指出，中國並不是傲慢而是憂鬱。文章有兩個觀點值得關注：一是，中國正邁入一個新時代，但似乎在思想和行動上尚未做好準備。二是，中國似乎還不知道在國際上要什麼。同理，這個觀點，在中國當代藝術方面得到可以很好的印證，在新的文化轉變期，中國當代藝術無法激發社會新的文化價值觀變數出來，那麼中國當代藝術得到的不是成功，而同樣是“憂鬱”。
藝術如何引導人們思考適應社會超級新變化的環境，並在精神和觀念層面上不斷的提示人們對現實的批判或超越的可能性，這些問題在藝術方向上越來越變得非常有挑戰性，也是考驗其是否具有當下話題性的意義。不挑戰自身和社會雙重問題的中國當代藝術如何實現其價值的新判斷，實在是值得質疑——本來當代藝術價值導向上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或顛覆，或在表達形式上出現“異見”的風格，但是今天“有趣”的背景是這種現實批判同時又成為一種可以被消費的現實，這些極具夢幻的現實混合在一起，當代藝術的價值就出現了偏離，甚至是長時間的停滯。
為什麼是“有趣”而不是尷尬?答案很顯然，藝術界已經滋生了消費一切嚴肅問題的“能力”，平庸和維持現狀是目前這個體系對正在發生和未來可能發生的藝術的最大不相容，以及對變化中的藝術狀況表達的不尊重。在急功近利的商業追求價值體系裏，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觀念已經從行動，悄然異化成一個光鮮的“夢想”，而不是現實與行動。中國當代藝術主流變態的落後觀念與價值判斷標準，已經嚴重的與劇烈社會發生變化在藝術上需要對應的新需求脫軌。
當社會層面不斷的變化推動物質工具不斷更新之時，思想層面的推動卻是極為保守和緩慢——社會在精神與思想層面的張力在主流化的中國當代藝術層面得不到一個新的推力，這是非常令人沮喪的。社會單方面在物質羽翼上打開得很徹底，但是卻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無法在精神方面得到新的訴求。諸如，孔子學院、中國功夫、北京烤鴨、茉莉花、黃土地等等在國際需求上對應的只不過是過去的“經典”再生或徹底的商業訴求，在新的價值生成方面卻拿不出新的元素出來，當然更遑論那些絲毫看不見“人性”的中國當代藝術在拍賣場上“橫行霸道”，真希望薄希來打黑也能打到藝術領域來。
中國當代藝術是一個很好的點，但是現在連結在這個點上的價值觀念已經無法代表新的方向。這正是中國當代藝術原本能夠産生新的動力和出現新的可能性的絕佳背景，但是並沒有把中國社會即將到來的新臨界點在藝術方面傳遞出來，這正是今天的藝術界要思考的問題之一。實際的情形是，主流藝術卻出現一派做買賣式的假性繁榮，在引導思想層面的更新或突破方面卻是沒有新的方式與個性化的願望，而顯得異常的老化，甚至在中國這場新文化的思想需求中不進反退，毫無繼續革新的動力——消費化的中國當代藝術，成為了藝術革新的阻力。實際上，人為的保守和既得利益的分享，已經嚴重阻礙了藝術界新的更大的創新想法和果敢的行動。
近些年，中國當代藝術的表現最大的外觀行動就是爭取作為社會化消費的産品而存在，並不是在精神進化方面繼續作出可持續顯著差異化的努力，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整個社會籠罩在物質糜爛世界的瘋狂而又盲目的崇拜中，在精神方面卻無法找到一線令人興奮的作為，在這個背景下，指向精神狀況的中國當代藝術本應該有更大的作用力，但是大背景沒有成為新的推動力，反而弱化了當代藝術。中國當代藝術原本是探索真實精神方面的“實驗品”，卻轉化成了商業流行線上的特色産品，如果這種本質上的變化，還不能引起社會層面的反省的話，那麼這樣精神面貌出現的主流藝術就只剩下被徹底否定的價值。
在中國當代藝術面臨並不明確的消費訴求，卻一下子就改變了其探索與揭示精神現狀方式的動力，取而代之的是商業手段和技術性的不斷完善。沒有思想銳度、精神碰撞、果敢進取的藝術之心，那麼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情又何以堪?商業騷動下的當代藝術，在精神指向上大有“商女不知亡國恨”的滋味。
值得警惕的是，總不能讓解放精神狀況的中國當代藝術最後成為局限精神新需求的方式。需要提示的是，中國當代藝術總不能最後發展成為一種可控的藝術，別忘了只有商業藝術是可控的。
資本化操控的今天，當代藝術的價值指向在全球化背景下變得非常柔軟和多元，中國當代藝術從早期非常尖銳的批判和強烈的行動，陷入了精緻的單一化的商業模式，在藝術上體現不出獨特的創造力，反而趨同於山寨手機的路徑，無法成為中國人在追逐精神的一道更自由更開放的窗口，反而成為一種思想和精神上“過時”和 “過氣”的麻痹力量。
中國市面上成功的主流藝術，在長達10年其在價值方面的主要訴求集中在對社會問題的反諷、調侃、簡單的符號式批判以及一派大紅大綠堆砌起來的艷俗上，這種藝術淺層的觀念，並且總是拔高的對群體性精神的批判，已經無法滿足個性化下中國人精神方面在對接社會現實面前出現新的變化——而這些藝術觀念卻無法對新的 “變化”，無法體現新的創造力出來，而所有的喧嘩幾乎只是都停留在商業的漩渦中。
主流藝術其塑造起來的價值觀念在新的社會變化下瞬間顯得支離破碎，被殘酷的甩向了保守與觀賞型藝術的層面，從此和齊白石之流沒有任何區別。無非又是從消費到虛榮的瘋狂滋長，這是中國所有成型藝術的中國式宿命，和藝術精神無關，和社會身份消費指標有關——都是成了麻痹中國人集體心智的多了一道屏障，而不是帶來啟發性的意義。不過別忘了，當代藝術的核心精神，它指向面永遠是開始，而不是宣告結束。只有傳統的當代藝術，沒有動態的當代藝術，這是主流藝術蛻變出來的毒性産物。只不過，消費的強大滋場掩蓋了這類藝術的毒性，實質上傷害了文化在當代藝術領域新的革新力，而不是一種基於現實而具有未來意義的超越。
“溫水可以煮死青蛙”，這個在世界盃上的新信條同樣也適用於中國藝術界。革命性的藝術最後以最快的速度蛻變成消費品，這就是社會的現實。越來越趨於穩固的現實，而不是不安的現實——這種惰性十足的態度與趨勢，值得藝術界的警惕。當代藝術批判的“無情”被中國式的“友情”商業化了，而且外部看上去還很美好的樣子。
但是想像中的“結束”到現實中的“新開始”，這段距離在主流藝術層面上得不到任何回應。這也是藝術界需要和能否釋放出新價值觀念的藝術群體，並將當代藝術帶入更高精神和觀念層面的追求，則成了藝術界新的問題——如果新的價值觀念得不到一個清晰的釋放，那麼整個藝術界仍然停留在一個價值模糊和老化的系統，將成印證美國人説的“憂鬱”的一部分——今天藝術界並沒有清晰的討論新的轉變階段，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走向問題，更多的聲音仍然指向作繭自縛似的階段。
現在市面上成功的藝術作品，你是去承認它之前的價值觀念，還是承認它在消費市場中的價值，這常常給那些策展人和評論家帶來困惑，而這種困惑的結果在中國看來被處理得非常的直接和圓滑，就是從市場化承認它的合法化，然後承認這種價值，每個利益鏈上的人都要用幾乎相同的訴求不同的組合展覽的方式去撈取它的商業價值，這是這個系統的實質，而不把重點放在這種價值放在當下是否具有可持續性的角度上。
當然，惟一可以解釋的是，中國當代藝術的背景建立在社會現實異常錯亂的背景下，而讓之前的價值判斷非常脆弱，這點當然可以解釋的通，但是問題是並沒有去討論價值判斷的脆弱系統，而是去索取在這個價值系統裏各自的回報，這是藝術界非常致命的問題，特別是今天的策展和批評系統備受質疑的前提。
社會在劇烈轉型階段，正像美國《新聞週刊》評述的那樣，中國藝術界同樣並沒有在思想和心理，以及行動上沒有去內在的回應。市面上成功的主流化的那些藝術現在在表達理念上，和這個新時代的需求已經“非常斷裂”，但是系統還在持續這種滯後的藝術，將其視為中國藝術創造的“土特産”，擺譜給全世界看。但是中國這種藝術上的“土特産”，在理念上幾乎和山寨手機如出一轍，那麼它的未來又在哪?
藝術界該是到了真正需要重啟“思想和行動”的臨界點。30年的代價和付出，是需要繼續，還是保守;是結束，還是重新選擇走到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但願沒有哈姆雷特那樣的疑問，也希望中國當代藝術內核精神不像世界盃高盧雄雞般傳説的“瘟疫”，而顯得價值一地雞毛，讓人頓感世界盃的寒意或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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