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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擰”
我們的自來話是這麼説不合時宜的人或事的：“擰”（ning 四聲）。作為對方，聽了這種評價，可能産生種種視幻，麻花？DNA序列？暮然回首狀？拿大頂？這種事因人而異，並沒有一定要怎樣之説，而剛好，如果一定要怎樣，你就屬於“擰”的範疇了。
考慮到這是個“娛樂至死”的年代，珂勒惠支此番來華，不免是要讓一些人生出擰感的。首先，她的主題，愛與死、哀歌與復仇、黑暗與掙扎，很難讓什麼人看了高興，娛樂價值稀缺；其次，她的顏色，只有黑與白的加減乘除，沒有斑斕，沒有情調，甚至你看了就知道，就這黑白，也不是那種被時尚界送入聖壇的經典style，真的，這種黑白，一刀一刀的，腐蝕性的，浸入人的神經末梢，沒有合適的説辭可以緩解此中長存的不安；再有，她的感情，那麼濃烈，如此熾熱，就像一個野人不加修飾地闖入我們的高尚party，怎麼辦呢？我們的晚禮服，我們彬彬有禮的修辭？
這樣的視覺觀，不是簡單的落伍問題，是冒犯。
珂勒惠支？這不是有點兒擰巴嗎？
擰還在於，就在魯迅——珂勒惠支的第一中國知音，也是惟一始終如一併強而有力的中國推薦者——及其作品和價值觀正被有計劃地摒出我們的教材之時，她卻來得那麼樣的清風拂山崗明月照大江，那麼高調，一下子要從北京開始，巡迴中國。
不得不提到的，還有這一作為展覽主題的陳述句：“我的孩子，春天來了。”——當然，這是一個隱喻，一句自有其上下文的日記摘引，一種足以表白珂勒惠支情懷的展覽修辭，但至少，在直到首展終了還看不到多少春意的北京，望著4月都19日還黑糊糊的樹影，陽光不來，花少綠稀：“春天來了”嗎？擰中之擰啊。
1979，助産士
30年前的老故事了，1979年10月的一天，不記得是在中央美院展覽館還是中國美術館，剛剛因為第一屆星星美展的戲劇性過程而聲名鵲起的青年藝術家黃銳（著名藝術家，1952年生於北京，“星星畫會”發起人之一，798藝術區創辦人，“我的孩子，春天來了！——珂勒惠支與中國當代藝術”巡迴展參展藝術家），和31年後的我們一樣，第一次一下子目睹了那麼多珂勒惠支的原作，版畫、雕塑、素描，大約有一百多件。
這裡，有一個關於“第一次”的名詞解釋，是我們現在説不太清了的。那麼多的觸媒，如此多的可能性，“第一次”儘管依舊意味著那種從來都稍縱即逝和難以琢磨的美感，但已經遠沒有其在一個匱乏年代所可能的重要意義，更談不上林林總總的“第一次”之感，還能繼續賦予我們什麼新的衝動。但在那個匱乏不但是物質上的，也遍及資訊、思想、視覺上的年代，第一次目睹珂勒惠支原作的經驗，對黃銳這樣的從小就浸淫在其相關印刷品中，受教並成長，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意圖與之決裂的青年藝術家來説，其震撼一直保持至今：“想起來，就像親眼看見一具骷髏不但長出了肉還爬起來，而且問你，‘吃了沒？沒吃一塊兒再吃點……’！”
就在幾天前，幾乎就在珂勒惠支展覽開幕的當天，1979年9月29日，黃銳、王克平、馬德升等組織發起的“‘星星畫會’美展”，終於在美術館東側的小公園堅持了三天之後遭到了取締，並因此引發隨後一場聲勢浩大的“維護憲法大遊行”，而其中提出的口號即有這樣一句：“畢加索是我們的榜樣，珂勒惠支是我們的旗幟！”——這雖然是個並列句，一般人看來無分軒輊，但在那時，畢加索其人，以及並沒有被提到口號中來的馬蒂斯，雖然已經在小圈子內部獲得了隱秘而神聖的名聲，但更多大眾所認同和熟悉的則是珂勒惠支。這是個自從魯迅時代即與國人結下了不解之緣的名字，提到她，可以以最短的時間在最大的範圍內激起人民的同情。有著這種同情在，那麼“星星畫會”在那時還頗顯激烈的藝術觀念和作品，就等於加了一個安全閥，在最壞的情況下，它至少會因為人們對珂勒惠支的崇敬而免於在官民兩面腹背受敵。
而此刻，尚未意識到自己將同樣進入美術史的黃銳，當他與熙熙攘攘的觀眾一起駐足觀賞這位他們目為旗幟，或至少這樣聲稱的藝術家那些激動人心的原作時，與其説感慨于這些原作的力與美如何比在印刷品上看到的要生動千百倍，不如説，他為“星星畫會”的這一策略的勝利感到一絲憂慮，他認同王克平提出的這一口號，並支援它成為標語，但這並不能解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經過58年之後，中國的新美術運動，依舊要求助於同一個助産婆？不正是眼前的珂勒惠支，在1930年代催生了新木刻運動、左翼文藝，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他們今天所為反對的一切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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