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70後”和“知天命”的問題，張小濤説他們這一代是在中間夾陳著的一代，不如八十年代商業得那麼徹底，又不如五六十年代革命得那麼徹底，但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敵人和對手，而你只能在你的跑道裏邊跑。”
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
2020：“70後”藝術家的“天命”年？
采編 / 石棱
【導語】新世紀的頭十年已然過去，我們立於2010年的交匯點上，“50後”、“60後”的藝術家們在急劇的社會變革洪流中，已經用他們巔峰般的人生體驗，書寫了一段歷史，越來越“耳順”的他們，是要繼續書寫歷史還是就此卻步？我們唯有拭目以待。而今天的“70後”正當“不惑”之年，他們是否真的“不惑”？10年之後的情形，誰也無法預估，他們能否鎮立於新的歷史潮流之顛而不是被新歷史的潮流所淹沒？我們也只有翹首以期。
[詳見下頁]
“70後”藝術家個案之 尹朝陽：沒有安全感的敏感者
1970年，尹朝陽出生於河南南陽的一個普通家庭。1996年當他從中央美術學院版畫係畢業而跨出校園大門、步入藝術社會的時候，正是“政治波普”、“玩世現實主義”以及後來的“艷俗藝術”席捲全國的時候。在某個意義上，尹朝陽的這種藝術處境，代表了70年代左右出生的那一整代藝術家的處境。
創作的動力來自“不安全感”
“我創作，我覺得動力是一種從小到大都帶有的一種不安全感，這個是我認真地回答你，我始終沒有安全感。”沒有安全感而希望自己變得有力量，就會不斷努力。但是尹朝陽並不認為進行藝術創作，是為了超脫這種“不安全感”。因為藝術本身並沒有力量，藝術只是他掉進河裏的時候離他手最近的一根木頭。在他看來，你企圖超脫，但做超脫狀是很可笑的，就像你為什麼活著？這根本不由你選擇，而你並不想去死，所以藝術家需要做的就是敬業，把作品做好。
關注內心與引起注意
只關注自己的內心與廣泛介入社會，對藝術家來説，似乎是一對矛盾。尹朝陽並不絕然排斥現在有些人的做法戴上了一點娛樂大眾的帽子，不過“藝術是可以跟人內心有關的一個事情”，只是“這套語言，相對來説是小眾的，如果他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那麼只能附加於其他的，比如價值。”在他眼裏，人類是一定要發明出一個東西的，並讓這個東西超越錢，或讓它更值錢，最後想出來的辦法就是藝術品。
適應公眾權力而非向公眾權力示好
在“老百姓”看來，步入“不惑”之年的尹朝陽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大概是他變成了今天“70後藝術家的中堅力量”。這個“力量”的體現，與他得到資本市場的認可不無關係。無須去爭辨這中間是誤解還卓見。尹朝陽本人的意見是，市場認可與作品價值不能劃等號，但二者“肯定在某一個段落裏，反映了一種共同的傾向。”最近幾年，尹朝陽感覺到“在藝術圈，在每一個圈裏邊都有一個權力階層，這個權力階層其實是由一些共同的人組成的，他們的趣味決定了一種相對的所謂共同的趨勢，可能你不小心，你在這個趨勢範圍內的時候，就可能會獲得市場的青睞。”對這個所謂的“權力階層”，尹朝陽“不習慣於向其示好”，但不反對在藝術家的工作當中，去“適應這樣的一種工作方式，比如説現在中國處於這個段落的時候，人都有一種焦慮，一種激烈的情緒，有時候需要更大的畫面、更刺激的東西來展示這種情緒，這直接地會影響到你創作方式的改變……這些東西恰恰是作為一個藝術家需要考慮的，而不是説取悅于某個人。”
從“動力”到“權力”：藝術家的策略與期望
尹朝陽心目中欣賞的藝術家很多，藝術史上的，同時代的，理由是因為他們“都非常聰明，可以説能力非凡，他們在這樣那樣的環境下，可以從人群中超拔出來，這本身就是一種能量。”而他的期望，是希望自己也能做到那樣。因而他對藝術家進行研究和分類，從梵谷開始第一站，到畢加索，然後是沃霍爾，沃霍爾之後又分幾類；中國的藝術家從文徵明到任伯年、吳昌碩，一直跟西方的不太一樣。但問題的關鍵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開始有一種融合，而且現在社會的許多資訊和現象在過去不可想像，藝術家去捕捉這些變化，從中“超拔”出來，策略一定會在其中閃現。
“70後”藝術家個案之 張小濤：在自己的領地上構築堡壘
雖然同樣出生於1970年，但與尹朝陽的深沉敏感不同，張小濤給人的印像是熱情奔放。張小濤也是在1996年大學畢業，不同的是畢業後他並沒完全跨出校園的大門，而是一邊進行創作探索的同時，一邊任教于成都西南交通大學。而今年，在他的“不惑”之年，他將調往四川美術學院組建新媒體系。
進入藝術史是合力的結果
提到創作動力，張小濤直言不管是為了物質名利還是希望進入藝術歷史都很正常，因為藝術家面對的是世俗的社會條件，他要麼在這中間遊刃有餘地、要麼是十分艱難地尋找道路。而“有進入藝術史野心的藝術家是值得尊重的，”因為有這種情懷，被歷史記錄，能夠被批評，被學術討論，製造一些話題，是一個優秀藝術家所當具備的一種能力或説品質。但歷史是一個合力的結果，因為“當代藝術是是一個生産系統，一個藝術家的成長，從學生到高校，出來後到畫廊，到市場，到美術館，到大眾傳媒，再到藝術史，它是一個鏈條。”
説藝術家有策略是對他的表揚
在有些藝術家那裏，一談到“策略”就認為是商業。張小濤眼裏，“策略”是一個中性詞，是一個人的辦法和方法，“像徐冰、蔡國強，沃霍爾、村上隆，羅中立、張曉剛，每一代人都有他的資源和策略；説得白一點就好比打牌，有什麼樣的牌，怎麼打；有的是拿著一手好牌打壞了，有的拿著一手壞牌打好了，這需要智慧，這就是策略。”在張小濤看來，今天的藝術家對社會的商業和資本，對拍賣和市場，包括對學術、對藝術史、對媒體，需要有全方位的分析，守住自己的良知和底線，找到自己的工作方向和方法。
圈地，砌墻，編碼
談到自己手中的牌和策略，張小濤説自己從小到大拿的都是一手壞牌，“我是通過一種修正，慢慢地積累。我不太相信奇跡，我相信概率、規律，就是把它總結出來，慢慢去實踐自己的一種藝術觀念或者是方法，對我來説，我是通過學習，把自己的經驗和時代的好多經驗融在一起，讓自己有一種充分表達的力度，通過語言的、觀念的，或是一種圖像的，用很多方法來表達我在這個時代一種獨立的態度。”然而在具體的實踐層面上，一個藝術家和另一個藝術家根本的識別系統，是依賴於各圈一塊地似的互不衝突，還是通過在同一片地上實打實的硬拼來確立？張小濤認為“圈地”當然很重要，但是沒有一個概念的話，藝術家的許多工作其實是無效的。“一個強大的識別系統你需要把地基做大，把墻砌得高，你圈下還不行，有可能還是別人的，有可能還是會垮掉。”
找到敵人，站準跑道
“歷史是公平的，時間也是公平的。”對“70後”和“知天命”的問題，張小濤説他們這一代是在中間夾陳著的一代，不如八十年代商業得那麼徹底，又不如五六十年代革命得那麼徹底，但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敵人和對手，而你只能在你的跑道裏邊跑。”即將赴任四川美術學院新媒體系主任的張小濤，講到接下來的十年，不無激動地説道：“我希望把我的專業做一些拓展，能夠影響一些後來的學生，這個對我來説是很有意義的，也是有難度的、責任重大的一個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