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看，陳逸飛！”4月17日下午，在上海美術館陳逸飛回顧展開幕式現場，一位小女孩指著正賞畫的余秋雨的側影，興奮地説道。此時，陳逸飛已經逝世整整五週年。
五年，足以改變對一個人的看法。這個生前似乎並不被中國藝術圈善評的畫家，如今卻獲得足夠多的榮譽——“他是一位大師。”藝術界齊口共讚。
如同一場遲到的共識，那些關於陳逸飛的調侃，早已煙消雲散。大家整齊穿戴，給逝者以足夠的尊重。談論起陳逸飛的貢獻，就如高山仰止。無關痛癢的文化學者也紛紛呈辭：畫家陳逸飛給這個城市的美學深深上了一課。
可是，他們忘了，陳逸飛曾説：“我不是一位畫家，我是視覺藝術工作者。”
逝後五年大展
陳逸飛似乎又不曾離開。他的贗品畫作，總在拍賣行摘得高價；他的家族遺産糾紛，成了市井津津樂道的話題；他亦商亦藝的道路，後人再無法企及。他色彩斑斕的人生乃至死後，都折射了這個時代的縈回曲折。
現場，陳逸飛弟弟陳逸鳴在悉心打理著展覽中的一切，從展覽的佈置、畫作的徵集，到不厭其煩地向媒體解釋拋向他的種種疑問。遺孀宋美英帶著陳逸飛小兒子從洛杉磯趕來，匆匆略過一幅幅于她有著深刻記憶的畫作，悄然離開。
本次展覽也是陳逸飛作品在國內第二次大型展覽，總共有58件油畫和其他素描寫真，而上一次展覽，則要追溯到十多年前。為了導演這出“歸來”大戲，策展人茅宏坤和顧建軍也煞費苦心。
“首先是市面上陳逸飛的假畫太多，他在世的時候，並沒有把自己的作品梳理清楚，後來我們都要求入選的作品要有畫家本人的簽名。其次是借展難度大，比如《潯陽余韻》，我們向藏家借展，對方開口就要1.2億元的保費，這幅代表作沒來參展，我們也很遺憾。”茅宏坤介紹説。
據陳逸鳴介紹，這次大展的所有展品都由上海美術館及陳逸飛藝術基金向國內外眾多藝術機構和藏家徵集而來，私人藏家佔90%。作品涵蓋了陳逸飛早期的主題創作、水鄉、仕女、音樂人物、西藏及海上舊夢等各個不同時期和題材的重要作品，是陳逸飛一生眾多創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
開幕日下午五點之後，館內人煙散去，空蕩大廳中只剩下陳逸飛的58件油畫。陳逸鳴看了看那幅《踱步》，輕輕地説了句：“他還是走得太早了。”
《踱步》去年春拍曾以4043.2萬元人民幣被上海收藏家劉益謙購得。這幅畫成為這次展覽的主角，放在展覽的中央。這幅別具一格的自畫像，也可視為陳逸飛一生的縮影。
《踱步》創作于陳逸飛33歲時，畫面上，畫家將自己的背影置於中國近代歷史紛繁複雜的情景中，他身邊有一把空蕩的座椅。評論家曾説，這是畫家在激情和理性之間徘徊，在對歷史事件的生動感知中，體味如煙世事的變幻莫測和滄桑輪迴。
在激情與理性間的徘徊，是作為藝術家、商人陳逸飛的一生寫照。上世紀80年代，他對藝術家艾軒説“我要出國”，於是他成了最早一批出國的藝術家；他對陳丹青説“我要拍電影”，於是短短幾年中，三部電影出爐；他對弟弟説“我要搞藝術産業”，於是一個龐大的逸飛集團就陡然建立。
可是，在這些激情背後，卻是陳逸飛先於旁人前瞻性的理性思考。在畫了《踱步》之後，他感覺到自我的個性與當時社會的格格不入，於是他選擇了出國；在拍電影前，他提出“大視覺、大美術”的論點，“一個藝術家不能只會埋頭畫畫”——這是他十多年前的判斷，如今早已深入人心。
開拓者與歧路
而關於陳逸飛藝術的爭議，伴隨著其作品價格的高企，始終難下定論。數據顯示，從1991年香港佳士得拍賣中國當代藝術開始，至1997年，陳逸飛的作品在香港佳士得、蘇富比、北京嘉德三大拍賣公司中的轉手，13次躋身專場價格10強，10次拔得頭籌。
上海收藏家王薇，收藏了9幅陳逸飛的作品，那幅陳逸飛創作于紐約的音樂系列《二重奏》，挂在家中客廳已逾十年。“他的作品太唯美了，但我收他創作于上世紀80年代的經典作品多，至於他後來去西藏歸來畫風改變後的，我就一幅沒買過。”王薇介紹説。
藝術史家呂澎則認為，在陳逸飛的所有作品中，只有創作于“文革”時期的《佔領總統府》是可以在藝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作品。在當時的藝術創作中，革命題材的創作在色彩上是“紅光亮”，而陳逸飛在此作品中採用的灰色調及俯視構圖，在當時的環境中不僅極具創新意識，而且承擔著相當大的政治風險。
而對於陳逸飛後期那些充溢著古典唯美與懷舊情調的仕女系列和水鄉系列，呂澎認為，在藝術上全無討論的必要。因為在技術上，“像”與“美”對中國當代的油畫創作而言，是個早已解決了的問題。在題材上，他畫的是與中國當下社會毫無關聯的事物，是一種人造的復古情調。
“陳逸飛是個聰明的藝術家，知道市場的需要，但他藝術與現實無關。”這是陳逸飛生前大部分藝術家對陳逸飛作品的溫和解讀。也正如此，陳逸飛似乎像徘徊在中國藝術圈之外的人士，即使在國外名利雙收。
事實上，陳逸飛的創作，起步于文化禁錮的瘋狂年代，但卻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一種近於執拗、桀驁不馴的獨立傾向。據老一輩畫家夏葆元回憶，當年“文革”時和陳逸飛去黃河邊采風，他看到一個形象好的人就拉他繪畫，結果領導因為“上海畫家專畫富農的兒子”而著實把陳逸飛批判了一通。
“文革”後期，陳逸飛畫了一幅《開路先鋒》，不僅避開了“文革”期間所要求的“紅光亮”和“高大全”形象，還富有個性語匯地在其中展現人物真實的表情，具有“史詩般的創作”。他在創作《佔領總統府》時，被人批判“把解放軍畫得滿身塵土，疲憊不堪，影響解放軍形象”。
儘管陳逸飛生不逢時，但他總是左右逢源。在陳逸飛上世紀80年代去紐約後，他迅速在當地躥紅。不僅成為紐約最好的“油畫修復師”，又在紐約哈默畫廊的推動下，成為紐約炙手可熱的藝術家。
顯而易見的是，能夠自由選擇創作題材，這是中國寫實主義畫家夢寐以求的。而嚴格的學員訓練、細膩的寫實畫風，又恰恰是現代、後現代藝術浪潮下美國所失落的。陳逸飛在美國的成功，正是將兩種文化的失落部分，完美融合在自己的創作中。很短時間內，贏得了世人的矚目。
美國華盛頓科克倫博物館館長米歇爾·博特溫尼寫到，陳逸飛是為他的民族恢復與西方對話的第一位藝術家，已成為美國和中國交流可能性的重要象徵。
爭議落幕
或許正是習慣了人們對他藝術上的爭議，當陳逸飛面對旁人非議時，他反而顯得豁達。一度，還有人給陳逸飛冠以“商人裏最成功的藝術家，藝術家裏最成功的商人”。
當藝術家和商人結合起來，這在當年看來是多麼大俗的事情。如今，又有哪個藝術家不願意跟商業搭界呢？只是陳逸飛走得太快，時代跟不上。
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評價陳逸飛説，他把視覺藝術帶到更廣闊的空間裏來引領出版業、時尚業、服裝設計、電影和視覺媒體，把繪畫帶到更大的時尚圈裏。他是運作成功的商業化的第一個畫家。
事實上，成名後的陳逸飛並未認定自己是一位畫家，他説自己是一位“視覺藝術工作者”。從上世紀90年代初從紐約回到上海之後，他創辦模特公司、開辦服裝品牌、視覺雜誌，甚至親自執導電影，構建了一個龐大的逸飛集團。不過，這一切卻又顯得那麼脆弱。在五年前陳逸飛因胃出血倒在《理髮師》的拍攝現場後，逸飛集團迅速崩塌。如今，那個龐大的産業鏈，竟沒一件留存。
“我哥哥從不避諱什麼爭議，比如説市場炒作，他也承認自己參與其中。他打破藝術這個界限，成為一個商人，甚至用畫來養護企業，這都跟他一貫的思路延續下來。他還想走出家族企業的模式，嘗試引入資本運作，但這需要時間。歸根結底，還是他走得太早了。他是不願意把自己的壓力給家人分擔。每個工作環節，他都太投入了。”陳逸鳴回憶。
不過，在另一方面，陳逸飛的為人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並不顯得如商人那樣唯利是圖。藝術家陳丹青回憶説：“陳逸飛做事情都要做到他的極限，我記得他畫《大提琴手》，光人物的一個眼睛就要畫一天。畫得非常投入，表面結構很厚。他就要做到西方博物館裏的那種繪畫水準。”
而音樂家譚盾也曾回憶陳逸飛早年在紐約帶給他的幫助，“在紐約時，我想舉辦一場音樂會，可需要一筆錢，陳逸飛就跟我説，我把一幅畫拿去拍賣。結果兩個月後，他就拿著賣畫的錢資助我辦了音樂會。”譚盾説。
僅開幕當天就有數千人涌入上海美術館參觀，這足以説明對這位逝去五年的藝術家，人們才發現它的重要性。陳逸飛，這個曾撼動西方的中國藝術家，無論在商業上，還是其他方面，他幾乎達到一個高度。今天，終於有人説陳逸飛是中國時尚産業、視覺産業的開拓者。只不過，在看待陳逸飛時，很多人當時並沒有顯示出“前瞻性”的寬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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