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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品田圍繞美術核心價值觀的建設提出了學理性的思考，認為在“全球化”的歷史語境中，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強大，一個社會的穩定與和諧，除需要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對話機制外，更需要建構一元化的文化核心價值體系，其關鍵在於建設核心價值觀。這種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對外可以確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形象，構成國際文化對話、交流、互動的堅實基礎；對內可以實現不同社會階層或利益群體間的相互認同，確立全社會普遍推崇和信守的文化理念，實現中華文化精神的集體認同。
此外，一些代表分別從文藝政策、藝術宗旨、美術與政治、美術與時代、改造與重建等角度對新中國美術發展中的得失問題，進行了宏觀而具有時代性的解讀。陳瑞林從藝術史研究的立場出發，概述了建國初期的美術創作，應黨和國家的政治需要進行選擇、再構與重塑，從而形成具有新的政治風格的藝術形態的歷史過程。錢海源在發言中鮮明提出了新中國美術巨大成就的基礎，是對“五四”以來中國革命和進步美術傳統的繼承和發揚光大。余丁將視點放在美術體制之上，認為美術體制的不斷發展、完善與變革，直接影響了20世紀後半期以來中國美術史的發展。對美術體制的研究既可以豐富美術理論研究的角度與視野，也可以為當前體制的自我更新與未來建設提供必要依據和參考。趙農從許多經典作品入手，闡釋了這些作品成為和60年的歷史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公共記憶，從而形成社會演變中的人們的心理印證。高天民的發言則從“理想與現實”的角度，對“美術的大眾化”與 “大眾美術”的內涵進行了明晰的界定，使我們對新中國大眾美術的發展獲得更加深入的認識。楊萍談到當我們重新審視和思考美術發展道路時，會發現美術的發展狀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取決於文藝政策，文藝政策的適時調整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時俱進的特質。反觀文藝政策對中國美術的影響，具有以史為鑒的必要性。而趙力對新中國美術品市場的歷史與發展的研究，也從一個側面充實了此次研討會的學術成果。
美術創作的回顧與前瞻
新中國風雨兼程的60年不僅激發了藝術家的才華和激情，也成就了他們的卓越創作。陳綬祥在以“溫故知新，圖勵未來”為題的發言中認為，新中國美術60年的展覽其實是美術界一本特殊的“相冊”，讓我感到欣喜的是，我們的中國畫不但活著，而且是健康地活著。在喜之外，也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他提出的“60年的美術創作中，能有多少歷史的典藏？能找出哪些作為時代藝術特色表率的作品？又能有怎樣的創作經驗值得今後發揚與借鑒？”等問題，值得新一代藝術家深入反思。王寧宇在發言中談到，過去我們對“創作者”談得不多，就藝術創作而言，偏重強調對歷史人文價值的關懷。而在廟堂藝術與大眾藝術之外，需要對貼近民生民意藝術的深入思考，這是站在世界平臺上所提出的。如此看來，對具有現實人文意義的美術創作的思考，在60年的發展間仍顯不足，而這並非呈現出一種“常態”的表現。對傳統進行創造性的解讀並得到全世界的敬仰，仍是當前美術界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也是我們這一代及下一代人無法回避的迫切問題。趙權利就60年美術創作中的民族審美傳統在不同時期的體現進行了闡述，充分肯定了中國老百姓對中國審美傳統所具有的恒定、穩固的需求，對於中國藝術審美傳統的延續與發展具有不可磨滅的功勞，並認為60年中國美術創作最大的失誤，是藝術沒有完全遵循藝術規律和心靈情感而創造，而是過多受制于政治的意志、社會狂熱的激情，以及部分民眾的獵奇心理和庸俗心態，藝術家過多地追求現實利益，這是應當反思的。
針對具體門類的創作與發展問題，代表們也從傳統與時代、大眾目標與文人情結、實用藝術與審美藝術等重要理論角度，提出積極的意見，從而使新中國美術創作研究在具體領域得以深化和充實。水天中就60年中國油畫的發展作了專題發言，他認為現代性與非現代性不是評判藝術的唯一標準，與當代中國人維繫著精神聯繫，是當代中國油畫的生命線。王振德、孫世昌、廖少華、陳傳席、徐虹、裔萼、葉青等針對60年中國畫的發展等問題闡發了各自的觀點。其中裔萼從20世紀50年代山水、花鳥畫家兼攻人物畫的獨特視角，考察了當時文藝政策對藝術創作的微妙影響，頗具新意。徐虹從農民題材入手，梳理了60年中國繪畫中農民形象的變遷，而從繪畫研究層面對農民問題的關注，也有助於我們思考當下中國最敏感、最迫切的現實問題。當代水墨藝術是新時期中國美術領域的獨特景觀，冀少峰認為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段，中國當代水墨不斷適應這個變幻不定的社會現實，不斷尋找新的話題和新的符號，並更加關注自身的批判精神和文化的自省精神。魯虹則認為新興水墨究竟如何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與藝術創作實踐密切相關的問題。當代繪畫需要與傳統建立一種聯繫，找到其當代性和獨有的民族身份。二位代表的發言都抓住了當代水墨藝術的發展命脈，一語中的，言辭中肯。
就60年版畫的發展，尚輝圍繞社會轉型與藝術觀念的關係，將新中國版畫的三次審美轉換分為：純樸的詩意、鄉土風情形式和本體語言與精神圖像。齊鳳閣認為近年的版畫屬於常態發展，即轉型後的多向拓展，其中存在各種問題也屬正常，但如果缺少對問題的理論關注與深入探討，畫種的健康發展很難做到。孫振華、陸軍、鄒文等的發言主要圍繞雕塑問題展開。陸軍認為如果我們把60年分別放入此前近百年和此前近三百年這兩個時間框架中加以審視，那麼，政治和經濟對新中國雕塑的影響就不應再被一般性地當作負面因素簡單看待。因為，三百多年來的世界文化交流史，一百年來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為爭取國家富強和民族獨立的歷史，這兩個歷史時期及其基本性質，都決定了政治和經濟因素對60年雕塑發展的影響是必然的。在這種必然性中，又內在地包含了作為一個整體的中國社會對民族復興和文化自覺的本質要求，而這兩個相輔相成的要求所指明的歷史進程至今遠未結束，而是剛剛開始。孫振華和鄒文分別從創作實踐和史論研究的角度闡釋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雕塑的發展狀況。曹曉鷗以“設計啟蒙”為題，述評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設計的發展路徑與取得的進步。
黃宗賢、康書增、宋曉霞等代表的發言主要涉及新疆、西藏、江蘇、浙江、上海、廣東等地域美術的發展狀況，由此從地域性美術的視角補充和深化了我們對新中國美術的全面認識。陶咏白、江梅的發言圍繞“女性藝術”展開，她們從自我的親身感受出發，厘清了“女性藝術”的定義及內涵，對新時期女性藝術的發展進行分期，梳理了女性藝術由擺脫共性到找回“自我”、彰顯“大我”的轉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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