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中國藝術研究院宣佈成立中國當代藝術院，陳丹青在成立大會提出當代藝術家被體制招安一説。對此，入院的明星藝術家葉永青、曾梵志等反對説，創作仍然自由，不存在被招安。
“招安”一詞具有政治含義。一些當代藝術作品曾經籠罩著強烈的政治意味，一些藝術家甚至一直以對抗體制的面目出現。現代專業媒體批評政府的報道很少冠上“反體制”的帽子，但是被闡釋反映社會問題的當代藝術往往就和“反體制”挂上了鉤。一批理論家、藝術家們忙著闡釋作品的社會意義，忽略了作品本身在藝術上的創新和文化意味。這使得“反體制”聽上去更像是一個當代藝術的政治策略，或者説吸引眼球、賣錢的招數。
“反體制”的招數頗得人心。2007年，在宋莊舉辦的某知名批評家策劃的關注底層的展覽上，筆者曾親耳聽見某礦難雕塑的藝術家興致勃勃地説：“如果礦難作品送到國際上，肯定會引起轟動。”策展人對此無言以對。當“反體制”的口號和作者的名聲、價格掛鉤，藝術家的創作心態值得考量，究竟有多少是真誠地關注社會問題，為社會提出建設性的意見？這些號稱反體制的作品又引起多大的社會反響，進入多少普通老百姓的視野？
若僅僅從批判社會的價值上去考量，當代藝術提出社會問題的敏銳度和深度，遠不如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傑出學者做出的貢獻；若論社會傳播範圍和影響力，當代藝術又不及現代優質媒體。
可以看到的是，當初不拜山頭的當代藝術家，打破“寫實”一統天下的局面，在藝術上別開生面，被視為文化英雄。他們進入越來越多人的視野，並且以奢華的生活姿態頻頻亮相。富起來的文化英雄作品未見創新，市場價倒是不斷刷新。即使針對此現象的批評聲四起，但更像是吃不著葡萄説葡萄酸。難怪“當代藝術教父”栗憲庭接受採訪時説：“今天中國當代藝術，我覺得主要是錢的問題……當代藝術到底是什麼？這些藝術家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些大家並不知道，大家只知道他們開了很高價錢，當代藝術家是以財富明星的角度被世人知道的。”
藝術作品可能和政治問題相關，但藝術本身是獨立的，它更重要的是要提出問題並獨特地表達。在現代社會，揭露社會問題應該是公民的責任和義務，並非知識分子或者説文化從業者的特權。在一個開明的時代，重要的不是反叛的意義，而是文化上的貢獻。這也是目前最缺乏的。以什麼樣的文化身份，以什麼樣的藝術面貌，以什麼樣的文化價值立場，建立起面對世界的文化話語權，建立起立足於中國自身的藝術評價標準和體系，仍然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索的過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