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
以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為契機，中國1840年以來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以藝術的形式重新演繹了一遍。倘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確實是盛世修史；但從藝術的層面來説，創作可能只是成為這段歷史中的一小部分——畢竟在政治事件面前，藝術所承載的力度是有限的。但“有限”並不意味著無所作為，通過藝術再現歷史，是每一位有責任感的藝術家應積極面對的，這也正如雕塑作品《京漢鐵路大罷工》的創作，它首先具備的，是一種歷史意識。
京漢鐵路大罷工這段歷史如何評價，已有定論，而據史實重新塑造的創作，能否成為這個時代的藝術精品、是否具有永恒的藝術生命力，自有時間去印證，重要的是創作者對歷史的深切感知和對藝術的真摯態度。且讓我們走進這一創作，細細品味其背後的歷史與思考。
傅中望、李三漢、王昇、郭雪、安維秋、李江
京漢鐵路大罷工 鑄銅 300cm×540cm×200cm 2009年
時 間：2009年9月30日
地 點：湖北省藝術館
受訪者：傅中望（湖北省藝術館館長）
採訪者：胡 鶯
胡鶯：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作品展于9月22日在中國美術館開幕，您負責的創作項目《京漢鐵路大罷工》是此次展出的18件雕塑作品之一。作為項目負責人與主創者，您能否談談創作的緣起、構思，以及您對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看法和參與的感受？
傅中望：選擇京漢鐵路大罷工這一題材主要是希望以平實的人物去體現英雄的氣概。新中國成立後，主流藝術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是注重大人物的塑造與英雄主義式的概括，尤其是重大歷史題材的創作。比如雕塑藝術，在表現重大歷史題材與宏大場景時，由於自身語言的局限，多重視表現典型的、具代表性的人物。而京漢鐵路大罷工是中國鐵路工人為了自由和人權而反抗軍閥的一次歷史性壯舉，它具有典型性，但它不是個人英雄式的行為，而是一種群體力量。我想用這一事件為背景，通過塑造一批貼近生活、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來營造一種氛圍，從而去回顧歷史、反思歷史、弘揚英雄的精神。
在創作構思階段，我們幾位創作人員（李三漢、王昇、郭雪、安維秋、李江）一起查閱了很多工運史方面的資料，也到武漢二七紀念館、鄭州二七罷工紀念塔等地進行了考察，收集了一些珍貴的歷史圖片資料與相關的文史資料。認真研習、揣摩了這段歷史後，我們決定以1923年2月7日這一特定的歷史時刻為背景，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老火車頭作為載體，將矛盾衝突聚焦于特定的場景，渲染出一種緊張的氛圍，呈現當時的罷工情景。
胡 鶯：所以，此次創作沒有按傳統的以少數人物來表現主題的方式，而是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強調人物形象的精神氣度，以質樸、真實的形象呈現英勇無畏的人格力量。從人物表現上看，您沿用了寫實的手法，但從整體呈現來説，卻經過了提煉與概括。
傅中望：是的。人物形象必須服從整體氛圍，局部必須與整體相融，這是在創作中始終要把握的。作品的整體佈局是由火車頭向後縱向延伸，通過站在火車上的罷工領袖與工人群眾營造出罷工的氛圍。人物分上下兩層排列：火車頭上面站立著林祥謙、施洋等幾個罷工領袖，後面為糾察隊長曾玉良；左右兩邊和車廂內是罷工工人：包括不同職業的、各階層的對罷工持不同態度的、具代表性的工人形象。在火車頭前面，則呈現出一個矛盾的空間：零亂的枕木、罷工領袖、罷工工人，以及作品前面看不見的、與之對峙的軍警。總體上，這一創作還是寫實的，只是根據表現需要，採用了虛實結合的手法。
胡 鶯：《京漢鐵路大罷工》從2006年創作草圖申報至2009年放大成型、進京展出，歷時三年，其間您也從湖北省美術院調任新建的湖北省藝術館館長，從一位藝術創作者到管理者，對作品的創作有影響嗎？
傅中望：有，但這種影響可以説是一種互動。藝術館是公共的，她所具備的功能決定了她要引導公眾的審美趨向並滿足公眾審美需求，所以在藝術館從事管理工作，我會整體地考慮、權衡問題，也使我對創作的把握與取捨更為平穩、適當。
在作品正式放大成型階段，即今年4月，我們在藝術館召開了《京漢鐵路大罷工》和《三峽大壩合龍》兩項入選項目的創作觀摩會，邀請相關專家就創作提出意見。隨後我們採納了合理的建議進行修改，使創作更趨完善。所以我覺得，作為藝術家可以是不受任何拘束的個體，而作為管理者卻隨時要從整體出發，這會讓人的眼界與視角更為全面。
胡 鶯：這讓我想到一個問題：從創作角度看，您參與了85思潮，從事前衛藝術創作，並一直活躍在當代藝術的領域，在這樣的背景下，參與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這一主流性與主題性很強的文化建設工程，您如何把握兩者的關係？
傅中望：關於重大歷史題材的記載與創作，中國有悠久的文化傳統，今天，國家重新把它作為一項工程，並調動全國各地的藝術家來參與，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文化工程。生活在21世紀，面對我們的文化傳統，當代的重大歷史題材創作應如何去做，作為一個藝術家，我認為首先要尊重歷史，其次是如何處理藝術家個性和藝術作品的社會性之間的關係的問題。藝術家創作應有自己的特點，但這一“特點”必須置於時代的大背景下讓大眾去識別。
胡 鶯：從事重大歷史題材的創作是有限定的，既要考慮藝術化的再現，又要兼顧歷史與事件本身。
傅中望：歷史題材的創作是藝術家以藝術的方式呈現歷史事件，並以此來表達藝術家情感的創作方式，它不同於一般題材的創作，是一種“限定性”的創造，是在特定時間、特定情景中的發揮，是歷史性與藝術性的結合，不是隨心所欲的個人行為。歷史題材的雕塑創作也不僅僅是空間、比例和結構的再現，而是一種將歷史融入藝術的深度思考。一味強調作品的歷史真實性，會變成對事實純粹的圖解，而缺乏藝術的生命與活力；只強調作品的藝術性，又會脫離事件本身，缺乏歷史的可信度，因此，只有將二者結合起來，作品才會有價值和意義。
胡 鶯：這是否可以理解為一種中庸之道？
傅中望：儒家的處世之道也未嘗不可用。我從來不是一個走極端的人，即便從事前衛藝術也會把握一個度數，我會始終以傳統文化為基點，不會與其背道而馳，只是在表現方式與思維上融入了當代的因素。
胡 鶯：這也是您的作品一向能夠保持“厚度”的主要原因。《京漢鐵路大罷工》這一創作的順利完成，可以説歸於您對於重大歷史題材的一種創作意識——即重塑歷史。重塑歷史的意義，不在於完全照搬史實或脫離真實虛構歷史，而在於尊重歷史本身、並結合當下的語境和時代背景給予藝術化的表現，從而客觀地再現出那種讓人難以忘懷的精神氣度。在目前看來，這件作品也因其表達出的內涵而産生出了它應有的價值。
《京漢鐵路大罷工》創作第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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