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重新整合它的藝術形態,新貴們也需要通過藝術這種工具來標定自己的價值,不管怎樣,咱們國家需要有清晰的文化主導意識,政府進化的速度遠遠慢于文化生長的速度,但政府在進化,這我都看得到,等政府進化到了,機會永遠給準備好的人。”
Hi:你比較看好哪五位藝術家?
房:韋嘉、高瑀、陳可、王光樂、歐陽春,排名不分先後。這個名單既保留了個人的興趣,又有關於歷史的預測。如果純粹考慮私人的藝術趣味,應該還有另外一套答案。 韋嘉是個很自覺的自傳式畫家,從開始到現在的作品,都直接地裝入了他的個人經歷。他在繪畫中探討了人生當中的“安全感”,關於得到和失去,是我所著迷的。特別是他所講述的“愛情故事”,可以啟發觀眾對於整個人生的看法。説起高瑀,我覺得他是另外一種類型的代表,在他的藝術生涯裏面,狹義的“藝術天分”變得並不重要了,因為他是一個時代的敏感者,他所依賴的不是那種“小才華”、而是洞察世態變遷的“大智慧”,他具有透視遊戲規則的天賦,他具有管理自己才華的能力,所以在80後藝術家裏面,也是最先脫穎而出的人物。要對我看好的藝術家一一點評麼?還是讓我保留一點吧。
Hi:上禮拜,我和一位策展人聊天,她有個觀點,認為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藝術家將成為歷史的炮灰,你怎麼看?
房:這我非常不認同,唱衰中國未來的論點怎麼還沒“破産”?!我相信,江山代有人才出,歷史的腳步誰攔得住啊。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一代藝術家們,生在紅旗下,長在改革開放以後,將伴隨中國的民族復興,實現一個十分璀璨的文化潮流,那種歷史的角色,就如同戰後美國的抽象表現主義畫家,或者90年代興起于英倫的YBA一代。
Hi:但為什麼藝術圈內的人會有那樣的感受呢,應該不是空穴來風吧?
房:問題出在有很多人“刻舟求劍”,他們用既有的、過氣的“藝術學術標準”去預測未來,去看待年輕人創造的新藝術,這樣當然大錯特錯──一百多年前,印象派興起的時候還不是同樣被佔據學術話語權的沙龍體系所排斥麼。
Hi:但我們也看到,你代理的藝術家國際化程度不是很高?
房:哪有繞過“本土化”實現的“國際化”──安迪沃霍是麼?達敏赫斯特是麼?──村上隆是,蔡國強是,他們的確是直接被“國際化”,但那真是一種本國文化的無奈啊!而現在中國藝術圈推崇的所謂那點兒“國際化”無非還是到國際文化大餐桌上充當“春卷”罷了,還是排隊等待“西方中心”去選擇的狀態,這種尷尬諂媚的國際化不值一提。相反,年輕一代的中國藝術家正是要先實現“去春卷化”,解決好本土的文化生存和定位,最終才能實現一個真正平等的“國際化”。
Hi:為什麼你會對中國未來的文化現實充滿期待?
房:時代。時代逼著我不得不這麼充滿期待。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頭那番大家爛熟的話其實不用我再説了:“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對於有限的個人生命來説,這是一個對發展藝術而言是絕無僅有的時代:社會開放,市場繁榮,雄心勃勃的新貴們在尋找新的文化英雄⋯⋯
Hi:即使經歷風暴,也沒有讓你喪失信心?
房:我們應該對未來具備一定的想像力吧。歷史人物中,毛澤東就特具有想像力,他對歷史的閱讀也的確能夠支援這種想像力,我猜他讀《史記》的時候也許會想,劉邦不過是個派出所長,也是有機會當皇帝的啊。剛剛開始創辦星空間的時候,就是由這樣的想像力來支撐我自己──五年前,陳可的作品還賣一萬塊錢的時候,我就已經看到──在我們這一代人當中將誕生一批傑出的藝術家,他們將是真正的時代明星。如今,陳可、韋嘉、高瑀的作品已經動輒幾十萬了,在可以看到的未來,年輕藝術家中也會涌現新的“F4”,我幹嘛要喪失信心?當然,經濟危機中的畫廊生存並不容易,甚至今年很有可能遭遇星空間創辦以來最嚴重的虧損,但因為有那份對未來的想像力,足以支撐我度過眼下的艱難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