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美國雜誌協會評選40年來最優秀的封面照片，頭兩名都出自她的手筆，不過那些傑作如今都在當鋪裏
2009年，攝影天后安妮•萊博維茨(Annie Leibovitz)的希望之春、失望之秋。
9月8日，這位幾個月前剛獲紐約攝影中心終身成就獎的女攝影師，被無數質疑的閃光燈包圍：因無法還清貸款，她的房産以及作品難逃抵債命運。
作為《名利場》首席攝影師，安妮的年薪高達200萬美元。她為英國女王拍攝一天肖像，薪酬就達10萬美元。然而，拍攝中她揮金如土，加之無心理財，最終陷入債務泥潭。去年夏天，因翻修工作室出現資金週轉問題，她聯繫了“藝術資本”集團，該公司被視作“明星們的典當鋪”，允許名人用他們的藝術品作為抵押貸款。安妮先後向該公司借了2400萬美元，提供的抵押品包括位於曼哈頓、紐約北部的兩處房産，以及此生拍攝照片的所有版權(包括已拍攝和即將拍攝的作品，據《紐約時報》估計，總價值高達5000萬美元)。今年7月，“藝術資本”集團向紐約州最高法院提起訴訟，稱安妮沒有繳納有關費用，要求進入她的寓所，出售她的房産及藝術品。目前，雙方通過交涉，延緩最後通牒日期。但安妮依舊面臨破産窘境。
安妮無疑是這個時代最著名的攝影師之一。她曾3度入圍《美國攝影》“100位在攝影領域有重要影響的人”，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給她“當代傳奇獎”。從尼克松辭職到奧巴馬競選，從當年的搖滾音樂大腕到今日的好萊塢名流，都一度成為她鏡頭中的主角。希拉裏•克林頓褒獎道：“她是我們國家的時代記錄者，記錄我們所思所想。她捕捉到了那些名人們的態度、性格和不安全感，同時將他們人性化。”
2006年，美國雜誌協會評選40年來最優秀的封面照片，頭兩名都出自她的手筆——約翰•列儂擁吻小野洋子的《滾石》封面，以及《名利場》上黛米•摩爾懷孕的裸照。不過，那些傑作如今都在當鋪裏。
拍完照那天晚上，列儂被粉絲槍殺
“小時候我對攝影沒什麼興趣，選擇攝影完全是因為家庭氛圍。我母親善於紀錄生活點滴，我們都習慣了她在那裏隨時拍攝，覺得相機就像又一個家人。看到那些家庭照我總會非常感動。這些照片對媽媽很重要，她把它們挂滿了整個屋子。”
1949年10月2日，安妮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父親是空軍上尉，母親是舞蹈演員。由於父親常常轉換駐地，她和5個兄弟姐妹童年跟著父母不停搬家，一大家子整日生活在車上，車窗成了她的“取景器”。“車上長大的人很容易成為藝術家。因為我們的世界就是透過車窗看到的一幅幅膠片，這就是我觀察世界的方式。”
越戰期間，她隨父親遠赴菲律賓，開始用相機拍攝。“我買了個相機，裏面有那種小指針，要把它調正位置，曝光度才準確。我開始使用空軍基地的暗房，那就像我的休閒品商店，因為不知道還能做什麼，我在基地周圍拍照，那些就是我最初的作品。”
1967年，安妮進入舊金山藝術學院。她喜歡畫畫，同時學習攝影。“第二年夏天，我參加了攝影社團，我們早上出門拍照，當天洗好，然後晚上坐在一起看片討論。我們出門到處遊蕩，捕捉觸動自己的瞬間，洗片時大家一起來，我喜歡那種過程，簡直和我一拍即合。”
她的職業生涯始於當年剛創刊的《滾石》雜誌。這裡聚集著一群年輕的優秀記者，大家都對試驗自己的藝術感興趣，青春熱情澆灌出不少傑作。
“1970年，我第一次獲得給列儂拍照的機會，那是我從《滾石》獲得的第一個有分量的任務。當時我聽説楊•韋納準備去紐約採訪列儂，那是我第一次特別想見一個巨星，我説求你帶我一起去吧。我跟朋友待在一起就好，買青年優惠機票。”
安妮帶了3台尼康相機，各配一支105毫米鏡頭，列儂和洋子説話時，她舉起相機開始取景。“他按慣例，問我希望拍什麼。我拿著計數器，問他，能不能回頭看我一下。列儂突然望向我，凝視鏡頭，讓我有充足的時間按下快門。這張照片後來成為當期《滾石》封面，也成為我為名流拍攝肖像的一個先例。列儂教會我如何找到自己的狀態來拍攝，這對我以後的拍攝影響深遠。”
儘管小野洋子初見安妮有些不屑：“她就像個學生，我還覺得奇怪，楊沒找一個很有名的攝影師來嗎?”但照片出來後她非常滿意。“我覺得她更關注精神層面，於是就這麼拍。”
10年後，列儂與洋子的專輯《雙重幻想》發佈，安妮在他們的公寓裏拍了一組新照片，以及列儂生前的最後一張照片，留下了20世紀最令人難忘的圖像資料。
“那時12月才剛開始，第一次拍攝結束沒幾天，我從他們專輯的親吻封面上找到了新靈感，於是返回問他們是否願意嘗試拍下裸體擁抱的照片。他們都是藝術家，對裸體並不感到尷尬，不過，洋子當時因為某些原因不想脫衣服，列儂則完全沒問題。我説，‘那我們就開始吧!’我先用寶麗萊拍了張他們抱在一起的小樣，列儂很滿意，‘你精確地拍出了我和洋子的關係。’他悄悄將我拉到一邊，告訴我，雖然他知道雜誌只需要他的照片，但他希望洋子也能出現在封面上，這對他非常重要。我們本來準備當天晚些時候一起看拍好的幻燈，然而就在那天晚上，列儂在回家路上被一名粉絲槍殺。現在看來，這張照片如同列儂最後的吻別。《滾石》主編決定將這張照片作為當期封面，除了雜誌名，不加任何標題與文字。”
在《滾石》工作期間，安妮曾隨“滾石樂隊”巡演，和一群震動她世界、影響她生活的人在一起，分享他們生命裏的點滴。深入彼此的過程中，她所拍下的照片給人一種獨特的親密感，每張都充滿故事。這些作品令搖滾女詩人帕蒂•史密斯嘆服：“就攝影來説，在搖滾領域，她是最棒的!”
回憶在路上的時光，那是種完全陷入其中的感覺，“為了拍出最好的照片，我必須投入進去，讓自己成為其中一部分。別人幹什麼，你也幹什麼，然後大家就不會特別在意你了，你想拍什麼就拍什麼。”這種生活的代價也是沉重的，“在《滾石》工作就是在毒品文化中工作，這是根本無法逃避的，越陷越深，對可卡因的依賴程度很高，因為它給你力量，讓你工作下去，讓你充滿了想法。”在親友幫助下，安妮最終在康復中心戒了毒癮，“我深深吸了口氣，繼續前行，就像長大了一樣。離開讓我開始明白，我需要什麼，我是誰。”
最終，她離開了《滾石》，進入《名利場》。“那是一個光鮮亮麗的地方，我的作品進入了更主流的領域。”
黛米•摩爾的懷孕裸照
“我沒有讓人們看起來更漂亮的秘方，我沒法理解哪一面好看、哪一面不好看。”
安妮厭惡那些保守僵化的封面，她對那些難以預測、不易察覺的事情更感興趣。她善於設置衝突性的場景和戲劇化的主題——比如為梅麗爾•斯特裏普設計一個啞劇造型，將她的臉部塗白，“她會喜歡這種藏在背後的感覺”。
1984年拍的烏比•戈德堡泡在牛奶浴缸中的照片是安妮肖像作品中最具創意的一張。這張照片的靈感來自舞臺劇，一位黑人姑娘為了讓自己變白，用次氯酸鈉清洗皮膚。當時戈德堡不過是初闖好萊塢的新星，充滿稚氣和童真，她輕輕滑入其中伸出舌頭的剎那，驚奇而有趣。“我想刻畫出她從傳統中浮出來的樣子，傳統就是什麼都是白色的。”
有人戲言，只要安妮出馬，任何明星都心甘情願脫去衣服。
1991年，黛米•摩爾懷孕的裸照上了《名利場》8月號封面。發刊第一天，中央車站報亭的雜誌在早高峰時間一售而空;地方報亭則用白紙將雜誌包起來出售，好像這是一本色情雜誌;有些超市甚至拒絕出售。那會兒，這則“醜聞”引來媒體極大關注，電視攝製組在《名利場》辦公室外安營紮寨，編輯和記者蜂擁而至。
“黛米當時有部新電影上映，《名利場》編輯蒂娜•布朗想讓她上封面，但她當時已有7個月身孕。為使她看上去性感、光彩照人，造型師準備了鑽石耳環和一隻30克拉的鑽戒，還準備了綠色緞制長裙。我在現場拍了些特寫及全身照。黛米非常自在，毫不掩飾。一張站著的全身照中，綠色長裙從她肩上滑落，露出腹部與腿。另一張照片，她只穿了黑色蕾絲文胸和內褲。不過，直到拍攝接近尾聲時，我們才拍了這張全裸照片。當時這張照片只準備給黛米本人。我邊拍邊開玩笑，‘你知道，這會是一張很棒的封面。’回到紐約，我翻看底片才真正意識到，這的確是一張偉大的封面!蒂娜也贊同，儘管她認為我們刊登這張照片黛米會非常生氣。但事實上，黛米爽快地答應了。”
隨後的日子，這張照片飽受讚譽，價格從8萬美元一直漲到100萬美元。當時，安妮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辦個展，中心主任也想展出這幅照片，卻遭到她的拒絕。“這是一張廣為人知並且突破傳統的照片，但對攝影師來説還不夠。對我而言，如果這是一張人物照，她的手不用擋在胸前，她也不應當望向鏡頭。這只是一張簡單的雜誌封面。封面有點像是廣告，目的是為了出售雜誌，我的職責讓我必須去拍那些照片，但我的作品在雜誌裏面更鮮活，我真正的好照片都在雜誌裏面!”
蘇珊•桑塔格的戀人
“我從沒想過攝影可以捕捉誰，我不是去捕捉誰，我關注更廣闊的背景。生命很複雜，也很龐大，而不僅僅是這一刻。我不斷紀錄，看清生活的面目。”
那是一組被染成綠色的照片，蘇珊•桑塔格躺在醫院窄仄的小床上，陷在冰冷的鋼架裏，她閉著眼，臉有些浮腫，認不出原來的樣子。
“耶誕節的時候，我在醫院看到了蘇珊，她3天后去世了，我用照相機拍下了她，回到家後用數位方式處理，列印出來後這些照片都成了綠色，我很喜歡。”傳記片《安妮•萊博維茨的浮華視界》裏，安妮指著桑塔格臨終前的照片，哭了起來，身旁站著她4歲的小女兒蘇珊•萊博維茨。
1988年，39歲的安妮認識了55歲的桑塔格，為其拍攝隨筆集《疾病的隱喻》封面。
“我認識蘇珊時，她需要一張宣傳照，我做了準備，讀了她的《恩主》。我不是個愛讀書的人，但覺得這本書不可思議，覺得她是個活在想法中的人。她很了解自己，很自信，就好像不需要攝影師一樣，她可以自己拍自己，讓我感到很驚訝。同時，她好像決定要了解我。”
20世紀80年代的紐約，安妮和桑塔格成為人們的話題。她們一起參加聚會，有人還看到她們在一家夜總會跳舞。此後，兩人搬進紐約同一棟公寓大樓，毗鄰而居，彼此能看得見對方房間的風景。她們合用一個儲藏室，安妮的公寓是臨時住處，桑塔格的公寓則是她的思想庫。兩名強悍的女性分享相似的生命歷程，逐漸超越朋友層面，成為戀人。“我建立這種關係，希望能接近偉大，提升我作品的水準。”
安妮是一名擁有高調攝影對象的高調攝影師，但1980年代後期，她感覺自己的創造性“枯竭”了，轉向桑塔格尋求自信。“我以前一直有種優越感。我是那個來自搖滾雜誌的壞女孩，我的優勢似乎有點在剝落。是桑塔格告訴我，她認為我能行。”
桑塔格對安妮有時很嚴厲，但安妮堅持了下來。“蘇珊希望我拍更多嚴肅主題。”1990年安妮準備自己的階段回顧展時發現那些早期報道圖片對她最有價值，她希望可以再次走出去，重新見證歷史。
1993年，桑塔格非常關心薩拉熱窩戰爭，想讓安妮隨行拍照。安妮就此回到了早年用小照相機拍攝系列照片的起點，不帶工作人員，只與那個地方和情景産生內在關係。
“剛到那裏他們會建議你先去太平間，明白那裏發生了什麼。這是戰爭，一切都成了赤裸裸的生死問題，一切都很亂，沒有什麼生死節奏。那是一次令人難忘的經歷，我的一些作品又回到了過去的視角。從薩拉熱窩回來以後，我馬上要給芭芭拉•史翠珊拍照，突然之間，史翠珊就顯得不重要了……”
1990年代末，桑塔格得了癌症，彌留的日子裏，安妮隨她跑遍天涯海角，留下一代女知識分子最後幾年的動人身影。“桑塔格病中的照片呈現了死亡的殘酷，也展現了勇氣的面相。藝術應該超越個人情感”。此後，兩人還合著了《女人》一書。
安妮拼命工作，50歲時突然意識到：“天哪，我忘了生孩子。”2001年，52歲的她用捐贈精子生下大女兒。懷孕期間，她全裸出鏡，桑塔格幫她按下了鏡頭。4年後，代孕母親又為她生下一對雙胞胎。
2004年12月8日，桑塔格去世。回憶桑塔格安妮便會哽咽：“我經歷了所有情感的、精神上的痛苦，現在我終於可以很好地面對。我並沒有雙重生活，我的照片記錄的就是我的人生。我和我的作品建立了一生最深厚的感情，我希望死去時，在我的作品中得到些慰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