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mitri Hegemann 説：“柏林墻不倒，很難想像能做成這樣的俱樂部，沒有這樣的空間，也不可能有這個強度。”一個年輕人參加完在Tresor 舊址舉辦的最後一次派對，黯然地説：“我的青年時代結束了，自由也溜走了。”
2009 年底，應北京歌德學院之邀，Tresor 俱樂部創始人Dimitri Hegemann帶著幾位電子樂手來到中國，他們帶來了一場演出，還和中國本土音樂人展開座談，探討Tresor 的經驗在北京推廣的可能性。接受本報的專訪時，DimitriHegemann 説：“我們從來沒有受到過如此熱烈的歡迎。”
B=《外灘畫報》
D ＝ Dimitri Hegemann
P ＝ Pacou
B：Tresor 的成功單純是因為音樂，還是很大程度上依靠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政治運動？
D：關鍵是空間。有了自由的空間，可以做生意，也可以發展藝術，這是不可阻擋的，因為年輕人需要它。我們提供新的選項，反對主流。主流之外的音樂類型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不在乎那些燈紅酒綠的大廈，我們鼓勵年輕人不要把錢花在奢侈品上面。有人説Tresor很流行，一定很有錢，但其實我們都去二手市場，買二手的椅子。當然，音響設備必須是好的。
我們那是在冒險，不是賺錢。我們腰包不鼓，腦袋有貨，一切都尚未完成，貧窮而性感。但這並不危險，我們不使用語言，只用節奏。
B：在兩德統一之後，Tresor 是人們宣泄與慶祝的地方，在和平年代，它的意義有何變化？
D：人還是一樣多，它的社會意義仍然存在，但我們的境遇的確發生了變化，我們必須付出更高的房租，警察會要求我們必須遵守安全、防火、逃生等標準。
柏林的文化也發生了變化，我們需要更多的遊客來到柏林。我覺得柏林是一座夜城，是一座療傷的城市，不是指紅燈區，而是指娛樂業。世界上很多人都喜歡在夜晚出去玩，這是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柏林準備好了，我們有地方，還有一種激動人心的音樂。
P：我覺得比較過去和現在的人們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題。現在的人們更多的是消費導向，他們喜歡很舒服地坐著，希望能夠掌控局面，也特別在意自己在別人眼裏看起來怎樣，而過去，人們的狀態正好相反，大家都只想去一個可以瘋狂的地方，發泄這一週辛苦工作的壓力，好好玩一把，所以Tresor 提供一個很小的空間，一個自由的、安全的位置，讓他們去做自己、去發瘋。
B：1991 年，Tresor 俱樂部開張不久，Tresor 唱片公司就成立了。這是否意味著Tresor 希望把電子樂從地下帶給普羅大眾？
D：唱片公司很有用，這也是我們和其他俱樂部不同的地方。藝術家需要舞臺，我們就建起自己的俱樂部，而製作唱片可以保障俱樂部的運營。我們把錢給藝術家，藝術家把他們製作的音樂交給我們，由我們發行，這是非常好的結合。讓這些音樂被全世界聽到，也可以宣傳Tresor 品牌。
剛開始沒有網路，我們用傳真、郵寄來做發行，而現在，離開網際網路都沒法做事了。這極大地改變了音樂工業，很少有人購買唱片，一個德國唱片界的人告訴我，現在85% 的音樂都沒有物理形態，只有電子形式，這種趨勢還會繼續。新的DJ 使用電子信號，全是1、0 這兩種代碼，但我還是喜歡以前的硬唱片。
新媒體技術讓每個人都能創造音樂，但同時也産生了很多垃圾，並且非常雷同，你必須大量地檢索，否則很難找到你真正喜歡的那一個。
P：我認為介質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界面與人的關係以及如何讓聽眾參與其中。以前，你可以直接用手控制不同的聲音，而現在，人們可以在一個相對靜止的狀態，坐在兩個電子螢幕前，用電腦鍵盤就可以操作，就好像在收發郵件一樣，而不像是在表演。這只是一個階段，還會出現更好的界面，更好地利用高科技，而不只是一個人站在那裏而沒有任何表演—總是需要一些方法來和聽眾互動，給他們一個來看演出的理由。
B：在音樂、裝修等方面，你們會經常被其他俱樂部模倣嗎？
D：當然，20 年前我們只有三家這類的俱樂部，而現在有25-30 家，會有一些競爭，這很正常。但我們幾乎沒什麼裝飾，只是有時燈光會炫一點，其他就不必要了。我發現人們喜歡一個全黑的環境，只需要聲音，如果燈光全黑，加一點煙霧，他們就會盡情搖擺。
B：有人説你們太頑固，你們怎麼回應這種批評？
D：我們像僧人一樣，不會追趕任何潮流。這將一直持續下去，這就是我們的理念。你可以選擇去酒吧搖滾一夜，但第二天醒來就忘了，我們更欣賞具有持久性、概念性的音樂。Tresor 更像一種象徵性的力量。當時我們很年輕，不懂太多事情，也沒想過盈利。我們像水一樣，永遠在流動和變化之中，不知道下一步會怎樣，也會犯錯。
P：我覺得底線在於你能接受多大程度的多樣性，如果你不接受，那麼有一天多樣性就會變得不再重要。Tresor就是一種信號，原來的理念已經陳舊了，我們不再需要把5 種不同的旋律放在同一首歌裏，我們只需要一個聲音，非常清楚地陳述，讓所有人不需要語言便能理解。全世界的人都能聽懂節奏，不用翻譯，他們可以直接感受到，並與之互動。
B：2004 年Tresor 無奈關門，當時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
D：我非常確信Tresor 的存在是必要的，是會發生作用的，年輕人需要這樣的地方，而且不是在柏林之外，就是在柏林城裏。現在也許情況有所變化，隨著新一代掌權，他們會更理解，這是很正常的過程。
關門的時候我倒不是特別沮喪，只是覺得錯過了機會，眼看它從我手裏溜走。不過我們會在新的地方重新開始做一些事情，但仍然為我們的歷史感到驕傲。我們現在更關注18-20歲的年輕人，他們將是我們的核心聽眾。
B：搬家對俱樂部有何影響？
D：那是一個新的篇章，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新挑戰。我們帶著原來的團隊，也照搬了一些形式，但還不夠。我們現在希望可以把電子藝術和電子樂結合在一起，因為我們有一個非常大的空間，我們的新址比原址大20 倍，而且俱樂部目前只用了其中的10%。我們將向很多未知的事物敞開大門。
B：你們是否為了不搬家而做過一些努力，甚至鬥爭？
D：我們曾經提議説我們在那裏建一座塔式建築，其他空間給各種公司，但把地下室留下。我們嘗試告訴柏林市政府應該以Tresor 為榮，這是年輕一代的地盤。通常來講，當市中心變成商業區的時候，年輕人會被迫去郊外，去尋找更加便宜的地方。但他們不聽，我們也爭不過那些商人，他們揮金如土，能建更多更高的塔，政府被他們慣壞了。40 年後再來看Tresor，政府會意識到它的價值，它是這個城市的品牌。
現在中國好像也在幹同樣的事情。我去過上海，看到的都是豪華絢麗的大廈，我希望他們不要犯同樣的錯誤，他們可能覺得年輕人會接受這一切，但我不這樣認為。Tresor 一直試著警告大家不要把一切都拆掉，給我們一點空間，我們會做到的。
P：政治家們都遠離現實，他們並不想知道人們想要什麼，而只關心利潤和他們的個人利益。我們覺得應該嘗試一些先鋒的、新的東西，一旦這些試驗成功了，官方就會出來邀功，他們總是這樣。
現在，中國的理念不是保護老建築，而是建造新空間，5 年之後拆掉，再建一棟更新、更高的。這會給空間很大的壓力，老建築會被高樓大廈所包圍。我認為北京相對比較好，這裡還有一些自由的藝術空間，而上海是一個更緊張的城市。
B：你們在北京發現了和Tresor 一樣的可能性麼？
D：我聽説北京郊區有一個廢棄的鋼鐵廠，空間很大，那裏也許和Tresor一樣，可以用作藝術、時尚、音樂的空間。我在上海看到了一個老屠宰場，名叫1933。改造之後有一些商業公司進駐，我對這些公司沒有意見，但那裏應該可以加入更多的元素，包括獨立的、地下的文化。如果老屠宰場裏只有Diesel 牛仔褲，那就沒意思了，應該有多樣性。
P：在歐洲其他國家，新的文化項目通常都發生在老的工廠，外觀不變，內部更新，交給新一代。
D：我看到現在被各種音樂噪音折磨的人們，覺得特別可憐，要是我，恐怕會瘋掉的。我們擔心的是有太多的主流垃圾涌入中國，愚蠢的音樂把年輕人寵壞了，完全沒有提供任何可替代的選項。
P：這裡的問題是人們並不是表演的一部分，他們只是去酒吧消費，喝很貴的香檳，打發整夜的時間，而我們則選擇讓聽眾更多地融入其中，主動體驗並重塑他們自己。現在，中産階層是中國社會的新階層，包括剛走出校園的大學生，他們有知識有能力，能創造出特立獨行的東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