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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韓寒郭敬明不比崔健弱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3-19 16:46:34 | 文章來源: 新京報

20年見證中國的變化

新京報:這麼多年你一直關注邊緣人群及社會問題。是什麼樣的動力讓你對此持續關注?

張元:因為我認為人是平等的。這個社會之所以能越來越寬容,就在於人是平等的。我不知道什麼是中心,什麼是邊緣,什麼是主流,在我的心中沒有這種概念。

在這些人身上能夠看到一種美,在他們的身上我能看到一種獨特的個性,一些曲折和動人故事,這個是牽動我關注或者寬容,或者同情他們的原因。

我拍電影20年,真正見證了中國的變化。在拍《媽媽》的時候,只有16家電影製片廠可以拍電影,那個時候莫名其妙地拍出中國第一部獨立電影。在今天電影局已經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獨立的個人,獨立的公司可以申請單項指標,也就承認了獨立製片的存在;《北京雜種》那時,搖滾樂在某種程度上看有點像洪水猛獸,但今天北京已經有一萬支搖滾樂隊;拍《東宮西宮》時,華人歷史上沒有這樣的電影,而且也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談這個問題的,但今天的同性戀話題,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放在桌面上談了。

社會還是向我們的理想中人人平等的角度去發展。社會變得更寬容,而且這個社會變得更能寬容我們所謂的邊緣化的東西。

新京報:從地下到地上,拍商業電影,大家都會用妥協來敘説你的轉變,儘管你不斷地強調説不喜歡妥協這個詞?

張元:你看我做《有種》有妥協嗎?我不是為了做商品來做它的,我是用我的作品直接觀照社會現實。它是中國年輕人的橫切面。在這個橫切面當中,能看到他們的精神世界,看到他們的理想,他們的痛苦和他們對美的追求。

藝術家有藝術家生存的歷史。藝術家很早就是手工藝人。在文藝復興之前藝術家就是為教會、宮廷服務;文藝復興之後,因為資本家的興起藝術家又為資本家服務。任何藝術觀念的改變不僅是藝術家本身的目光,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精神、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導致的。在今天來説,藝術家有什麼地位啊,要用妥協這個詞。

對整個社會來説,我們提供的只是一個角度。用另外的眼睛、另外的價值觀、另外的評判提供給人類———你還可以這麼去看社會!

新京報:靠岸,獲得官方許可,並與大眾會晤且狂歡,從獨立電影到“地上電影明星”,大家認為你在兩種體制內如魚得水。對於票房你在乎嗎?

張元:我做過很多種電影,很多類型的影片。你要説我不關注這個是不可能的。我有些電影投資很小,但票房很高。類似《過年回家》這類影片投資100多萬,在全世界賣幾十個國家,而且得威尼斯大獎。你説這不是好票房的電影嗎?像《我愛你》投資200多萬,也達到了1000萬票房。我有我的票房追求,有我的商業追求,但是更重要的是,首先一點我是電影作者,我是藝術家,我要尊重我的眼睛、立場和角度。這點我希望我沒變。

我的理想沒有改變

新京報:儘管去年票房60億,片子也很多。但跟十年前比起來,藝術電影依然沒什麼受眾。

張元:這一點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其實我們特別需要有特點和獨立個性的電影,因為很明顯看到大家不滿意。當然藝術電影也有它的問題。有一些貌似藝術,實際上,對話的真實程度都有問題,這也是現在觀眾不滿意的方面。這些會隨著時間的變化和大家的不斷需求産生變化。這是創作者和觀眾之間的一種互動。

新京報:那你所拍的電影中,自己最喜歡哪一部?

張元:大家都會説下一部。

新京報:20多年的奮鬥名望地位有了,你的藝術理想追求變了嗎?

張元:理想怎麼可能變!這是我一個堅定的理想,不僅僅是願望,這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真正構築,也是永遠堅持去拍攝我自己想拍攝的這些東西的最大動力。藝術是追求自由的。

新京報:你希望沒變,但這幾年的現實情況又是如何?

張元:希望不要太分裂。

新京報:除了《有種》之外,你還有何計劃正在進行的?

張元:就是在釜山國際電影節上的新片拍攝計劃,劇本是得了“亞洲電影資助計劃”的。那是張小波寫于10多年前的小説《檢查大員》。我覺得這部小説非常有預見性,也很精彩,準備將其做成國際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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