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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希米裏阿諾.喬尼：我不想聽上去像個火藥，但沒有紐約我們就不能做到嗎？
克勞斯.比安桑巴赫：我覺得不行。
馬希米裏阿諾.喬尼：我覺得如果紐約休息一下會有好處。
傑裏.索特茲：對的，紐約——這也許是個秘密也許不——它是世界上最守舊的，而且非常自戀，這很糟糕。
克勞斯.比安桑巴赫：最近我們在MoMA有個會議，我和達喀爾的一個雙年展的策展人聊起，每個人都在談論展覽沒有反映當地藝術環境的話題。我説，“沒問題的，這就像紐約！”看看惠特尼雙年展，每個人都説它很有爭議性，是本土的、是守舊的而且它就是個美國的雙年展，就像達喀爾它就是個非洲的雙年展。那麼你到底要什麼？無論如何，紐約是不會承認的，這很好笑。我覺得其中一個對機構的觀點是，它們太強大了，然後曲解它。我覺得對於紐約有可能會失敗的懷疑反而對紐約會有好處的。
馬希米裏阿諾.喬尼：某種程度上説，失敗往往像個策展的經典臺詞：“我們必須失敗。”。但是，紐約完全不鼓勵失敗。紐約鼓勵主流和共鳴，有時候還用很有問題的方式。這不是一個歡迎例外的城市，作為一名藝評你經常會喜歡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思考，但當他們做到時，你會説，“你的另一種方式不正確”。
傑裏.索特茲：對的，是這樣。
克勞斯.比安桑巴赫：你最後一次看見的失敗是什麼？
傑裏.索特茲：我看見很多。Urs Fischer和Gavin Brown在非常有野心的Shafrazi畫廊的展覽，這個展覽的混亂讓人視覺疲勞，一方面來説它對我們很不敬，但也是個巨大的成功，呈現了另一種不同的空間，不是死的，它像個咒語抵消掉了很多藝術。在紐約有很多建築都抵消了藝術。對於下一代的藝術經紀人來説，製造一個衝擊不因該只會學習成為Barbara Gladstones，他們應該探討不同的方式。如果你成為切爾西的一個迷你畫廊，你永遠只能呆在兒童桌上。是時候讓新的一代取代了。尤其現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藝術已經快死了。
馬希米裏阿諾.喬尼：我覺得紐約不知道空間的多樣性。也許是因為我在米蘭的Trussardi基金會工作的緣故才會對此産生這樣的印象，Trussardi基金會像個守候活動，但我和卡特蘭及阿裏一起做的柏林雙年展也一樣，和過去的歷史有關，那些被歷史化身的建築。當然，像Creative Time、Art Production Fund 和 Public Art Fund創造的移動機構非常好，這是別人所提供不了的。我總是覺得藝術家正處於前所未有的位置上而感到很享受，有時候這也可能是紐約的問題。
傑裏.索特茲：是的，我們越來越大，越來越有權利，也許這也是藝術家想要的。如果他們不想要，這也就不會發生了。也許將來，我們只剩下一間畫廊，那就是高古軒。
克勞斯.比安桑巴赫：或者David Zwirner。（不是開玩笑）
（完）
翻譯：嘿樂樂
《Flash Art》雜誌，264期，2009年1月-2月
紐約的新美術館
Sperone Westwater畫廊于紐約Bowery區的新址。
Sperone Westwater, New York
Urs Fischer和Gavin Brown于2008年在紐約Tony Shafrazi畫廊策劃的展覽《誰怕賈斯培爾.瓊斯》《Who’s Afraid of Jasper Johns?》。
2007年Urs Fischer在Gavin Brown's enterprise舉辦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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